儒家思想中的礼法与情理融合

儒家有关道、理的富有思辨性的论述，常被学者引证为自然法思想。如陈顾远认为:“儒家自孔子集先圣之大成而继其统以后，天道、天理、天则之观念更为完备，惟仅以自然法为人定法之依据，而归于礼之中、义之内而已。”[131]他主张蕴含于儒家礼之中的道、理等观念相当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

从对现实的批判性来看，理、道的确与自然法有类似之处。西方自然法注重人的理性，突出自然法对实在法的指导作用，自然法成为批判现实，抗拒强权的有力武器。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没有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古人，并没有匍匐在专制的淫威之下，完全成为君主的奴仆。他们以理、道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对抗、约束君权。明代吕坤说:“天地间惟有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132]充分体现了以掌握着理、道自居的士子的不屈服于强权的豪情。他所谓的理、道也即为儒家常言的另一用语“道统”。王夫之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 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133]士人虽不能居有治统，但他们秉承圣人之教，掌握着道统之权威，这是他们在至高无上的君权面前安身立命的根本。其实，两者之间只是形似而实不同，其间的差异还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儒家论理、道即使是理学家们好言理，不是泛谈抽象之理，而是强调要去探究蕴含于现实人、事之中的内在规律性。

朱熹弟子陈淳所著《北溪字义》解释“道”说:“道，犹路也。当初命此字是从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谓之路，一人独行不得谓之路。道之大纲，只是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大概须是就日用人事上说，方见得人所通行底意亲切。若推原来历，不是人事上刬然有个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从天来。”“理”的解释是:“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理无形状，如何得见? 只是事物上正合当做处便是‘当然’，即这恰好，无过此，亦无不及些，便是‘则’。”[134]该书对程朱理学的范畴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可以说是程朱理学的教科书、入门指南。该书在明清时期广泛流行，曾长期被当作儿童的蒙学教材。因此，陈淳对道、理的释义可以被视为程朱理学的代表观点。(www.xing528.com)

在陈淳看来，道与理虽有小别，大体还是相当的。他肯定道的本源是天，道具有万古不易性，理也是“确然不易”的，好像非常吻合自然法抽象的真理性原则，但究其实，却是貌合神离。自然法强调的就是抽象的原则，而儒家谈道、理往往都落脚到日用人伦上，空言道、理非其所倡。陈淳在释“道”之后，紧接着就批判老、佛论道“都与人物不相干，皆以道为超乎天地器形之外”的缺点，明确强调:“道非是外事物有个空虚底，其实道不离乎物，若离物则无所谓道。”道、理都是指寓于事物人伦之中的道理，要明了道、理，必须从人、事之中去寻。

其次，儒家用来批判现实的道、理、道统等有一定的实际根据，其内容也是具体可知的，古今观念明显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主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35]其所持之道是明确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文、武之制虽有理想的成份，但绝不是虚无缥缈的纯粹理性的产物，而是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视、可学、可考的。其后儒家学者视先圣先王的时代渐行渐远，但先圣先王的治世理想日久弥光。尽管具体内容往往因时势的需要，侧重点有所不同，不违背儒家经典所载的圣人之教则是始终不变的。他们不断地以先王之治来劝谏君主，检讨现实，将先王之治的复现作为最高追求。清代李光地回顾道统的发展历程说:“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136]从远古至清，道统衣钵相传，维系不坠。道统在古代与现实政治曾是结合的，后世分离以后，虽然有一些盛世之治近乎治、道合一，但终究还有欠缺，他殷切希望康熙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实现先圣先王的道统是古人明确、持久不衰的一致追求，这与西方自然法传统是显然有别的，也是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