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先世“自锽（祖父）至季庚（父），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白居易禀承家学，以儒家为宗，常怀兼济天下之心，自谓:“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107]他深信民为邦本，“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108]提醒统治者应修己积善，争取民心，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说民本思想是白居易政治思想的根本，是其言谏观的出发点。他充分认识到百姓忧乐与国家安危的密切联系，积极向君主进谏，反映民间疾苦，谋求国强民富。
在同时代人中，就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将百姓的忧乐与国家安危紧紧连在一起，并自觉以各种形式反映人民呼声而言，白居易应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忧乐观与两百年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各有千秋。他认为“修己者慎于中也，栗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懔乎若驭朽索。犹惧其未也，加以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乐同于人，敬慎著于已。如是而不兴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109]如果说范仲淹的忧乐观因其饱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个人情感，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襟，引起人们的共鸣，那么白居易的忧乐观则以国家为本位，深刻揭示百姓忧乐和国家安危的关系，反映了作者兼济天下的壮志。
白居易向君主进谏时，念念不忘以百姓利益为重，他说:“是时，皇帝（宪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以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110]在进谏时，他不忘“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即使是“难于指言者”，也不轻易放过，“辄歌咏之”。白居易将诗歌作为进谏的手段，希望能通过“合于事而作”的诗歌这一途径“进闻于上”，为了达此目的，白居易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竟至于“非求宫商高，不求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11]应该说正是因为白居易的诗歌勇于反映民间疾苦，所以被广为传颂至今。(www.xing528.com)
《新唐书·白居易传》载:“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弃，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一般认为白居易自贬谪江州后，政治上趋向消极，遇事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其实不然，他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112]在当时既为“当路所忌”，又遇幼君，“偃蹇益不合”的情况下，“行在独善”的白居易是不会找到一申自己一贯不变的兼济之志的“时（机会）”的。在为元稹所写的墓志铭中，白居易感叹道:“呜呼微之!年过知命，不谓之夭；位兼将相，不谓之少。然未康吾民，未尽吾道，在公之心，则为不了。嗟乎哉! 道广而俗隘，时矣夫!”[113]作者表达的不仅是知己元稹的遗憾，其实不也正是其本人的郁闷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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