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抑商表现分析的介绍

唐代施行传统的抑商政策。至于传统的抑商政策的主要内容，范忠信将其比较简明地概括为“困”、“辱”两大方面。所谓“困”指对商人实行经济打击，主要方式包括官营禁榷、重征商税、不断改变币制等。所谓“辱”是指对商贾进行政治上的打击。主要方式包括直接视经商为犯罪，实行人身制裁；“锢商贾不得宦为吏”；从服饰方面进行侮辱等。[95]

作为抑商表现形式的政策，按理至少应该主要是为商人而设。这样看来，所谓“困”商的主要方式里，官营禁榷是不应归于抑商之内的，这其实可算是商业的一种经营模式，当然这种经营模式的利弊可以探讨。禁榷确是官营，但不论其采用何种具体的经营方式，终究还是需要商人替朝廷去操办，从而培养了为数不少富有的官商。刘禹锡在《贾客词》诗前特别注明:“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商尤炽。”[96]不仅唐代，历代官商诸如盐商之类，他们之中从不缺少豪富。这些官商由于名义上是为朝廷办事，拥有许多一般商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如盐、酒等的特许经营权，免除徭役的权利，避开各种形式的征收及其他侵扰等。[97]经济上的富有，又有便于结交权贵的便利，使得他们更有能力为自己争取政治地位的改善。事实上，最有可能取得入仕权就是他们。唐代可考的由科举入仕的陈会、毕諴、常修、顾云等商人子弟，陈会家为酒商，毕諴、顾云是盐商之子，而常修本人即为盐商。[98]不断改变币制也不能说是专为针对商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算是统治者对全体人民进行搜括的弊政。商人固然是受害害，不过相比农民而言，他们到底还是可以通过价格等手段来转嫁损失。重征商税可说是最称得上为抑商之策的了，然而从唐代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即使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削，商人承担的税赋也并不见得比农民重。姚合《庄居野行》说:“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99]张籍《贾客乐》也认为:“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100]虽然官家未必不税商，但商人的负担轻于农民应该是事实，否则诗人再怎么夸张，也不可能颠倒黑白，睁眼瞎说。

因此，至少可以说在唐代，抑商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上“困”住商人，而禁止商人不得入仕与从服饰等方面限制商人，倒是确为朝廷所关注。正如唐太宗所言:“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101]这个直到唐后期懿宗时仍为当时宰相曹确重申的主张说明: 抑商主要是抑制商人的政治地位，以防他们由富入贵，破坏四民分业的社会结构，危及封建等级制度。(www.xing528.com)

其实，为学者所称的唐代“宽商利末论”的代表如韩愈、白居易等，[102]他们的观点也并没有超出太宗的窠臼。即如所言，韩愈重商思想的体现“农、工、商并重”，白居易利商思想的体现农、工、商、贾“四人之利咸遂”等，这些主张强调的皆是应给予商业在经济方面作为四业之一的应有地位，而都没有触及抑商的核心，呼吁改善商人的政治处境。假若真要如元结在《问进士第二》中所说:“今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103]他们大概也会有斯文扫地之感，而羞于与之为伍的。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古人选择重农无可厚非。长期以来，重农与抑商常常并称，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重农就必定抑商，或者说正由于采取了抑商政策，才体现了重农的取向。综上所述，可以说对“重农抑商”符合实际的理解应该是:“重农”即重视农业而非农民，“抑商”则是抑制商人而非商业。因为历代虽然不断强调重农，但显而易见农民并没有从封建统治那里得到过什么额外的好处；尽管历代都想抑制商人，以防他们以富求贵，动摇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等级制度，然而若是百货不能流通，社会经济也就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他们还是不得不维护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无法也不敢抑制商业的正常发展，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封建统治的内部，随着商业的持续发展，商人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们最终还是有获得突破抑商束缚的能力的可能。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产生并发展起来，也不是因为那里的封建政权曾给予了它自由的发展空间，对其没有约束力。由此可见，抑商政策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方面所起的阻碍作用也许并没有如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