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法律思想的意义与不足

程朱理学虽在元、明、清被奉为官学，但统治者往往只是选择可为他们所用的部分而言之，并不想全面贯彻其主张。有学者在论清代理学时就曾指出其中之隐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统治者发现程朱理学虽然在宣扬“三纲五常”、“严君臣大义”和“存天理，灭人欲”等方面有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而程朱理学中“严华夷之辨”和“正君之心”等方面对他们的统治又极端不利，……这对他们来说，如芒在背。故到乾隆时，随着清王朝政治上统治日益稳固，统治者逐渐调整其文化政策，对理学由尊崇逐渐转为贬抑。[64]姚鼐坚守程朱理学，固然不敢在“华夷之辨”上着力，但“正君心”却是他不能忘怀的。乾隆认为:“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若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65]显然他要乾纲独揽，让臣下皆听命行事。在这样的环境里，姚鼐敢于宣称君主要以诚待人，不应以权术驭下，要专任贤人，而不应侵犯有司职权，讥刺“后世庸主与其臣争名”等，[66]应该说是很可贵的。

大体与姚鼐同时的汉学家焦循说:“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 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67]在君主专制加强的情况下，焦氏说此无异于自撤藩篱，拜伏在专制的权威之下。姚鼐有所不同，他说:“异姓之卿，反覆之不听则去，贵戚之卿则易位。若势不能易君位，而又不获去，君子于斯，处之必有道矣。”[68]尽管“易君位”是借着说经的名目提出的，但至少其中蕴含的理得而势不能夺的气概还是跃然于纸上的。相形之下，焦氏于此点是不及姚鼐的。焦循号称通儒，也是能理解一些戴震义理之学的有限几人之一，戴震当年批评理学的一个著名论断即是说宋儒“以理杀人”，然而焦循此论岂不也是以理杀人? 而且其“理”还是经不住考验的非理。在汉学盛行之时，姚鼐倡导“天下道一”的观点，求同存异，力主融会汉学甚至包括佛、道在内的众家之长，不能不说是有利于避免种种“以理杀人”的现象出现的。

姚鼐论礼重在探寻礼义，在考证的严谨上是逊于汉学大家的，也许正是这个差异，使得他在礼的考证中得出了颇具民主性的“百姓则乎君之明而自治”的观点。虽然汉学家也不忽视礼义，但他们却常常拘泥于具体的礼文、礼仪而不可自拔。极其推崇戴震的胡适，也不得不批评被他许为戴震信徒的以礼学著称的凌廷堪道:“我们生当汉兴二千年之后，还能妄想‘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吗?”[69]指责他食古不化。凌廷堪还曾为秦桧辩护说:“夫秦桧之当国也，召还诸将，和议遽成，未睹用兵之究竟，故拘儒切齿，痛诋为非。”[70]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其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方东树所说“学术之差，为人心世道之忧，所关至巨，非细故也”，[71]并非故作惊人之语。(www.xing528.com)

姚鼐以古文著称，毕竟不是专门的思想家，更不是能超越时代局限的大思想家，他的法律思想不用讳言是有不足的。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直接针对社会现实而提出问题并予以剖析的情况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思想用说经的形式包裹起来，这使得其思想的斗争锋芒不够锐利，实际上也不利于其思想的深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的观点有矛盾之处。如论女子守节，他一方面说:“守节者礼之所旌，而失节而不至于淫者，刑之所不及。以君子义理之极而责之庶民，其言也，非不有辞也，然而庶民无所措手足矣。”[72]认为于情于法，普通百姓家的女子改嫁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明确反对归有光的“女在父母家，不应以身属人；所许嫁者亡而为守，不合于义”的提法，宣扬这种情形之下的守节也是“靡病于古谊”的。[73]又如他肯定:“异姓之卿，反覆之不听则去，贵戚之卿则易位。”[74]贵戚大臣可以易君位，同时他认为:“前王之德犹存，后王虽失德，天下臣民犹当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极，为天人所恶，天乃更求圣贤以为民主。”[75]要臣民臣伏于淫威，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天命的改变，似乎又剥夺了臣民主动改变现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