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贤在政: 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姚鼐相信只有贤人治国，才能国泰民安。贤人兴国而小人误国的原因是: 首先，“天子虽明圣，不谓无失。”[52]天子无论怎么聪明睿智，也不可能没有过失。天子需要有贤臣，而且也只有贤臣才会勇于指正其过失。其次，小人与君子立身行事的准则不同。“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4〕小人以能否富贵作为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准则，为了个人的富贵，可以置天下的安危而不顾。“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53]君子出仕，是为了行普济天下之大道为目的，所以进不以为喜，退不以为忧，但求心安而已，不会因一己之私利而弃天下之大公为敝履。再次，君子“当国家大政，进退贤不肖，

4〕（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一《李斯论》，第6页。则不敢忘守官之节”，他们严拒小人，乐于进贤，而小人则相反，他们往往“以平居暱好之私，夺朝廷是非之正”，[54]结党营私，壅蔽贤路。最后，“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君子凡遇利国利民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成就君德、事举人和为善，而小人则“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55]专门投君所好，趋附时尚，以希宠固荣为要。姚鼐认为这尤其令人可畏，是小人误国的关键所在。因此，姚鼐相信:“立政在于宅贤，非贤在位，虽有善法不行也。”[56]譬如察狱，“民之以辞来者，辞或有情，或无情，或情之深浅不能悉达于辞，其情万变”，“苟非上有德之贤圣，安能听其辞而曲当其理也哉!”[57]狱讼之辞，千差万别，审理案件时，有德之贤人才会细心探究其中的委曲，力求合法又合情，而不只是满足于“文条岂无说”而已，更不会一心揣摩上意、计较得失，曲法枉断了。

姚鼐反对君主用权术操纵臣下。他说:“苟疑而多为之防，失天子以诚信待人之理，而卒可以禁奸备乱，圣人犹且弗为，而况必不得也。天下之变不可防也，人之智虑必有所不及，多为之术而示民以疑，是启乱而已。”天下之变无穷，而个人的思虑在一定的时空里是有限的。以有限的思虑去应对无穷之变，他以为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增添更多的烦扰，因而他斥责“秦法乃令御史监郡”是“衰世法也”。[58]他希望君主能“修身明理、远谄佞乐忠直”，以诚待人，从而发现贤才而善用。他强调既得贤才即当委以专任，“天子自有所当任之事，岂可下侵有司牧夫之事，而于己所当任之大者，反废其职哉!”[59]天子之职在于知人用人，不在乎他能否躬亲庶务。若是不能知人专任，贤人的作用无法发挥，天子也就没有担起他应负的职责。(www.xing528.com)

在君主制的古代，良臣可求，而明君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何况即使是明君也难得能善始善终。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尤其是在君臣不协时或是政见与主流不合时如何取舍，是每个为人臣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维系封建政权的重要理念——“忠”能否落实、如何落实的重大问题，它是处理个人、家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焦点所在。姚鼐分析了古代忠臣的做法后总结道:“盖古所谓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后为，非以苟托于名义以自居而遂可也。”[60]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求心安而已，不是忠义名节之类的虚名所能牢笼的。如何求得心安，他提出了三种应对方案: 第一种，“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诚可矣，虽遑遑以求得之，而不为慕利；虽因人骤进，而不为贪荣；何则? 所济者大也”。若能行道遂志，就当积极进取，虽“遑遑以求”或“因人骤进”也不可谓非；第二种，“守官摅论，微补于国，而道不章”，虽不能得行其道，但尚可以尽职，有用于民，也还不错；第三种，“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大咎已尔”，[61]不悦于时，不容于世，那就应该从容进退，全身免辱了。不过，不遇于君也并非都是一去了之。当此之时，国之勋贵、受国大恩者，未必能全身而退，捐躯以死社稷可能更是他们得以心安之所。他论伍子胥说:“一旦摄吴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报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与吴相得如父子手足。员虽乌集起事，而其实与世胄同国休戚者等。”伍员见知于吴王阖庐而被杀于其子夫差，柳宗元以为其非吴之亲属，谏死为过，姚鼐不以为然。他认为季札虽是吴之亲属，但被“忌而远之甚矣”，没有死谏，无损其贤，而伍员若在谏夫差不被采纳之时离去，虽不为不忠，但其既“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唯有“思尽其辅弼之任”以求心安，明哲保身不是他智未及此，实非其愿。[62]

不过，姚鼐在极力称述贤人的作用时，并没有忽视法制的重要性。他说:“中主在位，执政任事之臣无大贤而能奉旧法，其国犹安。”[63]世上之人，贤圣与下愚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中人之资。在这样的资质之下，若法制较佳，求得国家安宁应该不难，甚至可以出现“人与法相维而治益长”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