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圣人之道的论争——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对于信奉程朱理学的姚鼐而言，他的信仰不仅要面对来自佛、道等思想的压力，而且遭到新崛起的汉学思潮的巨大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他坚持程朱理学不动摇，强调“天下道一而已”，[8]积极汲取各家之长，试图融众说于一体，深信蕴含于儒家经典之中的先圣先王之道是天下唯一的正道。

通过研习儒家经典，以明了并在世间实现圣人之道，是儒学士人共同的永恒追求，汉学、宋学在此目标上并无二致，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通达圣学的途径不同。汉学家认为:“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9]他们主张只有考证故训，弄懂字、词之义，才能读通先儒之书，从而正确把握圣人之道。不过，考证需文字、音韵、名物制度、地理、天文等多方面的知识，哪一方面都是专门的学问，没有长期的勤奋钻研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精通了。沉湎其中，难免自矜所得。宋学与汉学旨趣不同，以阐明性命义理见长，考证难与汉学大家匹敌。程朱理学虽然仍为官学，但已非昔日辉煌，自然成为人们抨击的主要目标。汉学流风所及，“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非圣排贤，毫无顾忌。”[10]人们竞相以菲薄程朱为尚。姚鼐认为:“程、朱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11]“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12]孔、孟之后，只有程、朱最能明了圣人之经的要义，后学只要循程、朱而上达孟子、孔子，就可以领悟圣人之道。他承认程朱之学并非完美无缺，后人可以也应当改正其不当之处，但问题是当时的汉学末流不以补正程朱之失为意，“搜取隐僻为异，而不必其中；辨晰琐碎为博，而不必其当；好恶党雠，乖隔错迕；是失圣人所以作经之本意，而以博闻强识滋其非者也”。[13]置圣道之本而不务，专以窥隙攻难为功，甚至欲尽舍程朱，这是他难以容忍的。

姚鼐认为:“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他虽极力批驳汉学之弊，但并不否认汉学考证之长，主张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14]“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15]力图汲取汉、宋各自的优点，熔义理、文章、考据于一炉，希望使经学研究既具有考据的利断之优，又能当乎人心，合乎圣人制经之本意。在姚鼐之前，戴震也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 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在汉学的阵营里，戴震有别于他人，注重对义理的研究，他的学术分类也与姚鼐类似，但在三者关系上，他们的认识有所不同。戴震认为:“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圣人之道存在于六经之中，非经考证不能正确理解六经之文。若字义、文义都没有弄明白，当然无由以达圣人之道，甚至“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16]他的高足段玉裁概括说:“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17]这应该是对戴震所理解的三者关系的简要说明。[18]从形式上看，戴、姚二人同样讲究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结合，同样重视义理，实质上他们的思想观点相差很大。无论是考证，还是探求义理，戴震主张“空所依傍”，要力辟各种成见，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而姚鼐强调的是考证和义理研究都应以程朱理学为指导。

人文科学研究即使在今天，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做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的研究。可以说，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那种远离人世尘嚣的抽象的客观真实是不存在的。戴震被称为:“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19]实际上，戴震所做的也只能是相对客观而已。他所阐释的不过是生活于清朝那个时期的他所理解的孔、孟、程、朱、陆、王、佛氏之旨，根本无法再现他们的本来面目。这也是重视考证的姚鼐指斥汉学的立足点之一。他说:“孔子没而门弟子各以性之所近，为师传之真，有舛异交争者矣。况后世不及孔子之门，而求遗言以自奋于圣绪坠绝之后者与? 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孔门弟子亲受师传，因悟性不同，各人所得已有不同，何况后世经秦焚书之后，以幸存之书探求圣人之旨，是非蜂起，各执己见，更是难免。因此，经过比勘，姚鼐认为:“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若其他欲与程、朱立异者，纵于学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贤智者之过。其下则肆焉为邪说，以自饰其不肖者而已。”[20]程朱之学说令人信服，言行也足以模范后人。更重要的是，后人若能笃信遵行，固然可以治国利民。相反，那些与程朱立异的人都有偏颇不当，甚至是妄为邪说以误人。程朱理学虽有可改进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程朱理学在当时仍是无法替代的。姚鼐主张由程朱上达圣人之道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www.xing528.com)

至于一贯为坚守儒家之道的信徒所反对的老、佛思想，姚鼐从“天下道一”的观点出发，寻求它们之间的共性，对其持包容的态度。他说:“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沉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21]认为老子、庄子与圣人之道其始是相通的，只是由于各人的个性、见识、偏好不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间的差异才逐渐扩大，以至于相互对立。譬如《老子》所言“以丧礼处战”，[22]他称赞说:“其于礼精审，非‘信而好古’能之乎?”认为这种看法极得先王制礼之本意。至于老子一些否定礼法的观点，他觉得这是老子“观末世为礼者循其迹而谬其意，苛其说而益其烦，假其名而其悖其实”，感到“不胜悁忿而恶之”，因而“用意之过，贬末世非礼之礼，其辞偏激而不平”的结果。虽然对于其后末学谬误的变本加厉，老子不得辞其咎，但“孔子与老子，不可谓非授业解惑者，以有师友之谊甚亲”。[23]今人的研究也有与之类似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老子与孔子的心愿、期望是相通的”，“老子与孔子其实是志同而道不同的诤友，并不是对立的敌手。司马迁所说的‘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那是老、孔后学的事情。”[24]不仅老庄之学，战国以来兴起的百家学说推本溯源“亦各原于圣人之一端”，它们“未尝不可相为用也，顾用之何如耳”。[25]姚鼐认为即使像佛教这样与儒学存在很大差异的思想，二者也不乏共通之处。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感叹就算是儒学士人也少有人能达到“为己”而不是“为人”的境界，他甚至说假如有人能集郑玄、韩愈、司马相如、王羲之、杜甫、王维于一身，也还只是“为人”而已。然而，佛氏之学就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而言，不失“为己”之意，这与圣人主张不谋而合，是那些沉溺于为人之中的俗学儒者难以企及的，因此他以为不必过于计较表面的不同而坚拒佛学，应看到二者的神似之处而取其长。[26]姚鼐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其对老、佛的态度是可行的，有论者认为姚鼐:“立身清俭寡欲，与人极和蔼，不为岸岸自高，殆多少受二氏思想之影响，而义所不可，则侃侃以争，虽亲故不稍假借。于其虚怀乐善，和而不同，一时众口无异辞。”[27]姚鼐不仅力倡其说，而且身体力行，为时人及后人所称道。

姚鼐相信:“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终始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28]天地无穷，“道德仁义忠孝”等是超越个人乃至家国之上，与天地并为不朽而永存的常道。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也是家、国赖以维系、兴盛的根本，是他心中坚信的大道。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9]不否认制度的必要性的儒家十分重视人的作用，主张为政在人。在社会治理方面，他们积极主动地将人的素质培养与国家制度建设紧密结合来考虑，因此《大学》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将穷理、正心而修身与治人浑成为一体，宣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修身是这浑然一体之中的根本所在。这看似古人道德与法律不分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古人在充分认识到法律的弊端后作出的选择。“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30]道德仁义忠孝是修身、治国之要，是法制所要维护的原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姚鼐与汉学论争，感叹佛学与圣人提倡为己之学相通，反对的不是考证，而是沾沾自喜于考证的点滴所得即置义理不顾的汉学末流的做法。他担心此风一长，众人入迷途而不知返，圣人传经教育后人的修身以治世之道将湮没无闻。果真如此，那么圣人之学何在? 经学之意义何在? 因而他慨叹:“世有宋大儒，江海容百川。道学一旦废，乾坤其毁焉!”[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