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许多经历了明亡之痛的遗民仍然健在。戴名世曾祖即以遗民自居,“国变,痛哭,剃发服僧衣,入龙眠山中不出”。[2]卷六174明亡后为僧,隐居不出。曾祖去世时,他已十八岁,对遗民们的亡国之痛和他们忠于故国的行为有切身体会。戴名世的法律思想颇受遗民群体的影响,如他对吏治黑暗的揭露、对忠孝之行的极力推崇、改革科举、提倡实学以及严惩盗贼的主张等都与遗民们反思明亡教训的风尚相呼应。
不过,戴名世生活于清朝统治日趋稳固的时期,当时“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多不以为非”,[2]卷七209明遗民们也只是强调自身守节,不与清廷合作,而允许其子弟经由科举入仕。在此风气之下,他没有沿着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开创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法制的具有思想启蒙色彩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承续了礼法之治的传统思想,以“正人心而维持礼教为己任”。这符合当时的现实,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戴名世与他的朋友如汪份、何焯、刘齐、刘岩、徐念祖、方苞等确能相互激励,以礼法自持,勇于指摘时非。戴名世自谓在太学时,与刘齐、徐念祖及方苞等“持论龂龂,务以古人相砥砺,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为‘狂士’”。[2]卷三55方苞也说当时刘齐与其友数人“为清议所从出,士之蹇拙自负而务立名义者皆宗之,虽布衣,其重若与公卿相踦”,其后,“太学生虽有洁己自好者,而气概不足动人,清议遂由是消委云”。[7]卷八219可见,在方苞看来,戴名世等人的思想和实践冲击了因循苟且的士习,开创了一种向上的新风,因而方苞在受《南山集》案牵连幸而出狱四年后对戴名世还念念不忘。
有学者认为戴名世具有初步的启蒙思想,《南山集》案是“顽固的封建势力对初步的启蒙思潮所进行的一次剿杀”。[8]48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戴名世歌颂明末忠义之士,是其奉行程朱理学,维护封建纲常的必然之举;他对现实的批判,源于对世人名曰行圣人之道而实则为苟且之事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天下无不可感之民,无不可格之主,顾立身行己何如耳”,[2]卷七216相信通过大力表彰忠孝节义之行,一定可以陶冶世风,化民成俗,使礼教昌明,天下致治;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上,他强调臣、子、妇单方面的义务。可见,他没有号召人们反清、进行革命之意,也不具有思想启蒙的个性解放和民主意识。他的被杀,不是清统治者要绞杀新思想,而是他们谋求治、道统一,铲除胆敢持异议者的结果。
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出身异族的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康熙皇帝,凭其文治武功赢得了臣民们的信服,逐渐树立起集治统和道统于一身的令人景仰的“圣君”形象。[4]始终以明遗民身份自居的黄宗羲也说:“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9]278对康熙王朝期许以实现治统与道统相统一的极高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自统治中期以后,康熙对成长于圣朝之下的士子不再像对待过去的遗民那样优容。康熙四十一年,他亲制《训饬士子文》,勒石于国子监,并以拓本颁发各府州县学官,要求持有异见的士子“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否则,“王章俱在,朕也不能为尔等宽矣!”[10]卷二百八116康熙俨然以治统、道统集于一身者自居,向全国所有的士子宣告,他们以后从思想到言行都要以大清王朝为依归,否则将严惩不贷。一向以“正人心而维持礼教为己任”的戴名世自以为精通圣人之学,敢执异议,以一太学生竟然“与公卿相踦”,“为清议所从出”,这种举动当然是康熙难以容忍的。他若只是蛰伏乡野,也就罢了,可他偏偏名列巍科,厕身清流,招忌引祸也就在所难免。据说以宽仁著称的康熙在给戴名世等人定案时,“徘徊竟夜,以手拂裾,纽为之解”,[11]卷一26经过仔细考量,最后才作出了那个常让后人为戴名世叫冤的决断。可以想见,若只是考虑罪刑相当的纯粹量刑上的技术问题,应该不需要也不至于让他如此费心。与戴案同时,康熙还以“为人不端”、“声名不好”为借口,将翰林院编修杨绪革职并勒令在官府的管制下家住,编修贾国维和贾兆风、侍讲钱名世、修撰王式丹革职。[10]卷二百四十八462康熙的这番整治,打击持有“异见”者的意图非常明显,说明他颁布的《训饬士子文》决非虚言。这一系列行动产生的效果也立竿见影,方苞的“清议遂由是消委”的感叹便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只不过他是用太学生“气概不足动人”的淡淡一笔将真实原因掩盖了。
[1](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王树民、韩明祥、韩自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
[4](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www.xing528.com)
[5]参见(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清)朱轼撰:《朱文端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C]第16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8]徐文博、石钟扬著:《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年版。
[9](清)黄宗羲著,吴光整理:《与徐乾学书》,《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圣祖仁皇帝实录(三)》,清实录第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姚永朴著,张仁寿校注:《旧闻随笔》,黄山书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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