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之进退——礼法与情理的结合研究

人才关系到治、乱的更替，他说:“经世之大者，莫大于阴阳之消长，治乱之循环，君子小人之进退。”[2]卷三81主张贤人治国，认为只有进君子，退小人，才能达到国治民安的目的。

戴名世虽然主张衡量人才的标准是既“公”且“明”，德与才二者兼备，但也许是因为长期生活于社会下层，深知官吏无能之害，也许是有感于自己虽文名满天下，却困于场屋几十年不得如愿的实际遭遇，一贯推崇忠孝节义的戴名世在德、才关系上，尤其注重才的一面。他认为在二者不能兼得时，不公固然贻害百姓，而不明为害更大。他举例说:“有讼于此，其曲直胜负，一人听之而得其平，一人听之而直者负，曲者胜。此两人皆请谒苞苴之不行者也，而既已听之而失其平矣，尚以为一无所私，一无所徇，沾沾然自得，妄冀舆听之而与得其平者并称为廉吏乎哉。”不“明”的官吏审理案件，虽然做到了“请谒苞苴之不行”之公，但他曲直颠倒，损害了更为重要的公平，实际上还是不公。由此他得出结论:“故夫明所以成其公，不明者，不公之至者也……故谓不明之罪甚于不公。”[2]卷四116官吏手握各种权力，如果不具有与之相应的才干，必然难以真正做到公正廉明，为祸百姓而不自知。只有才堪其任，才能德惠于民。因此，戴名世在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的同时，特别强调才的重要性。

然而令其不满的是，当时所谓才士只是些“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2]卷五135～136的势利小人，充斥了这样的“才士”的官吏集团只能是:“自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不以为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所止。”[2]卷五140国家若无真正的人才，吏治自是无法清明，百姓的生活不免日渐困苦。更为重要的是，他痛切地感受到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就难以终止，困穷中的百姓也就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究其根源，戴名世认为在于当时的科举制度不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他们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举业之文，务求科举得中，而对儒家经典中的“精微义蕴，茫无所得其毫厘”，读书只为博取富贵利禄，德之不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汲汲于科举之人，“举业而外，如古文辞，又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凡圣人之大经大法，而伥伥焉一无所知”。[2]卷四94～95不懂得“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等可以经世致用之学，才之不备自然在所难免。在他看来，这种读书只是学做时文，根本不能称之为读书，但由此而“得高第为大官”者，“流俗之人相与艳羡之”，当事者本人“亦莫不自以为功已立而名已成也”。[2]卷四87尤为甚者，这些人往往还与“座主、门生、同年、故旧，纠合蟠结，相依为声势，以蠹国家而取富贵”，[2]卷三58蛀蚀国家，营求个人富贵。因此，他感叹“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2]卷五138指出“欲得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2]卷四109认为不废除科举时文、改革科举制度，天下无以至太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戴名世不可能提出彻底改革科举制度的措施，但他大胆指陈科举之弊，积极探索、实践以古文救时文的方法，以及提倡读书应明理见性、培养真才实学的主张则是有积极意义的。(www.xing528.com)

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才，他认为除科举以外，还应广开其他门径。他说:“士苟有治一经而能贯穿乎他经，且旁证乎子史，可以见之于实用者，不拘常格，而优其仕进之路。”建议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实用之才，应不拘一格予以擢用。另外，他比较古代乡举里选与近代科举的不同说:“古者乡举里选之设为诸科，以网罗天下之士，故谓之科目。近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4]卷十一802建议仿照古代的做法，增设科举科目，拓广选拔人才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