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将礼、法都视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他主张以礼教为本，兼用法制。首先，他重视礼教。他认为法律也是实施教化的需要:“昔者先王治天下也，其为教也甚详……又惧民之不率也，于是乎有士师之官，有流宥之刑，制其轻重，别其科条。”[2]卷三48先王制定刑罚是为了惩治不服教化之民，以辅助礼教的施行，不以单纯的惩罚为目的。当礼的基本原则与法律之间产生冲突，特别是涉及君臣大义时，戴名世不以现行法律为依据，而是以礼的原则为标准，肯定臣子忠君报国的行为。清初颁布《剃发令》，将剃发看作顺从新朝的标志，而他却以明遗民抵制《剃发令》的事迹，作为他们不忘旧君故国的重要表现而极力渲染。他公然宣称报君、国之仇为大义之行。他说:“《春秋》之义，莫大于复仇，仇莫大于国之夺于人而君父之死于人也。故吾力能报焉，而有以洗死者之耻，上也；其次力不能报，而报之不克而死；最下则忘之；又最下则事之矣。”[2]卷十五409为旧君故国复仇显然违反了新朝法律，但符合忠的原则，虽为法律所不容，他仍大加赞赏。其次，他虽重视礼教，但并不否认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批评明成祖推行了一些足以导致明亡的弊政，但明朝“犹历二三百年而后亡者，太祖之功德与其他法制之善，犹有相维者也”，[3]117对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善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特别不满于明代的廷杖，说它是“奄人所用以杀谏臣而威制外廷者”，“人主不悟，乃自坏万里长城”，[3]118对恶法所具有的巨大危害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这种以礼教为本、兼用法制的主张，在他提出的治理红苗地区的建议中，有充分体现。他说在苗疆应“示之以君臣上下之礼，颁之以冠昏丧祭之制，立之以党庠术序、旌善罚恶之法”，反对那种名为“羁縻”，实则弃之不治的做法，以及“利苗之所有，常无故入其境，夺其牛马”的只顾掠夺的不义之行，坚持以礼教为主，兼用刑罚惩治恶行的王道，这样“百年之内，仁渐义摩，德威并布”，才可以“次第而郡县其地”，[2]卷十五422～423使其心悦诚服。
从重视礼教的主张出发，在法律实施方面，戴名世秉承了“明刑弼教”的儒家传统。他指出，先王“凡皆动之以愧耻，而创之者乃所以教也，杀之者乃所以生之也”，认为先王在实施刑罚时，寓教于刑之中，注重发挥刑罚的教育功能。不过，“五刑不明，五教亦无以施于天下。”刑罚不会自动产生教育作用，只有正确施用刑罚，才能达到“弼教”的目的。他在批评后人不能明了“明刑弼教”的真意时说:“后之折狱者，或以姑息为政，博忠厚之名，而养奸酿乱，其祸不可胜言。其反是者，则又击断严酷，文深网密，使人无所措手足。”[2]卷三48一味宽大和刻意严苛，都失之偏颇。执法者应根据实际情况，以实现教化为目标，灵活把握刑罚的宽与严，当宽则宽，当严则严，才能真正做到“明刑弼教”。他非常欣赏清初江西乐安县知县胡以温对两个案件的处理:“县有巨豪杀人，前县不敢问，至是持千金来赂，却之，竟抵其罪。邑子有为不善，其族之人诣县诉之，请置之死，乃召邑子来，先晓譬以大义，邑子悔过谢罪，竟自新，其族之人皆大悦。”[2]卷七216豪强倚势杀人，罪大恶极，坚决予以制裁，惩恶扬善，以儆效尤；后生扰怒族人，没有依法惩处，而是晓之以理，喻之以情，使其认错悔改，既挽救了本人，又可以敦厚风俗。宽严结合，明刑弼教。(www.xing528.com)
他吸取明末刑罚宽严失当的教训，对于怙恶不悛的盗贼，主张严惩。他说:“盗之有巢穴者可赦，无巢穴者不可赦。起钩锄者可赦，起弓马者不可赦。其胁从者可赦，而其渠魁者不可赦。胁从之弱者可赦，而其强者亦不可赦。渠魁之伪降者不可赦。即真降者始赦之，后亦不可尽赦。僭儗之盗不可赦，而饥寒之盗亦不可轻赦。”鉴于明末混乱的局势，他主张对于那些“有巢穴”、“起钩锄”、“胁从之弱者”、“真降”之盗，因确有从新之心，可施以宽刑而感化之。反之，对于那些“无巢穴者”、“起弓马者”、“渠魁之伪降者”、“胁从之强者”、“僭儗者”等盗中之为害巨大者，应依法予以严惩。至于一向为人们所同情而赞成从宽处理的“饥寒之盗”，也不可轻易从宽，而应区别对待，妥为处置，以防一味宽缓，致使形势恶化，形成“痈疽溃决之患作矣”的不可收拾的局面。[2]卷十四384～38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