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正人心为维持名教

儒家将人的社会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其中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尤为重要。治理天下的关键是要理顺这五种社会关系。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熹认为这是“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1]136将正确处理好君臣、父子等关系视为治国的根本。戴名世崇信程朱理学，主张用儒家的伦理纲常来规范社会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对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以此为指导，视“正人心而维持名教”[2]卷三79为己任。

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为臣应当尽忠。首先，臣子尽忠表现为勤于职事，忠于国家。他批评当时“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德政诗册”，专务涂饰以欺世的做法，指出官员为地方谋福利是其职责所在，不过是“为其所当为者而已”，作为“下之人”的百姓“受长吏之德，亦其义所当然”，并非“出之于分外，得之于不意也”。即使官长或许有“一二事出于创始，关系至巨，而艰难劳苦，仅乃得之”，为了“以志不忘”，予以歌咏，也应据实言之，不可浮夸。[2]卷二45尽职尽责，为所当为，是臣子应尽的义务，否则即为不忠。他斥责明末朝臣说:“兵部、御史，何以异于张献忠、李自成? 群盗满朝，国欲不亡，得乎!”[2]卷七214认为那些大臣无心国事、只顾身家名利，都是国之盗贼。其次，臣子尽忠还应甘于为君、为国赴难。明朝的左光斗、史可法就是这种为他所景仰不已的忠臣。左光斗勇于与朝中奸佞作斗争，尽管身陷囹圄，受尽折磨，他依然无怨无悔，将死之时，还念念不忘国事，谆谆告诫史可法:“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石。”[2]卷六183对史可法寄以厚望。史可法则不负所托，在明末大乱之时，鼎力保障江淮，以身许国，死而后已，虽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其忠勇自可彪炳史册。对于忠臣义士，即使其身份低微，如身为小卒的窦成，[2]卷六166不知姓名的画网巾先生[2]卷六168等，他也都不厌其烦地竭力予以彰扬。在《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中，[2]卷十三336～359他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记载死节之士的姓名及言行，叙之惟恐不详。另外，他认为君臣不合时，臣子可去。臣子忠言未必能为君主采纳，有时甚至触怒君主，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此时臣子选择离去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既无损于君主权威，又不违背忠的原则，保持了本心。实际上，没有弃名利于不顾的勇气的人，也难以做到忠于职守，更不可能在危难之时，勇赴君难、国难。明末沈寿民以布衣被荐举后，谏止兵部尚书杨嗣昌、湖广总督熊文灿招抚张献忠，在其言不为所用时，即“拂袖而归”。明亡后，他“皂帽裹头三十年，虽盛暑未尝去”，[2]卷六154～155以明遗民自处，戴名世称赞他的行为合乎忠的要求。君臣不合时，臣子虽然可以离开，但不能与朝廷对抗。南明弘光朝，“马、阮浊乱朝政，天下寒心，避祸者多奔左良玉营”。[2]卷十三355其时，左良玉拥兵跋扈，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打击的大臣们纷纷投靠他藉以自保。马士英尤其是阮大铖虽为戴名世所痛恨，且那些大臣也有为奸臣陷害的苦衷，但戴名世仍然认为他们依靠藩镇以对抗朝廷，亦为不忠。

在父子关系上，他强调为子应当尽孝。孝的基本要求是在物质方面奉养父母。戴名世认为古人通过“服贾力田”或“代耕”尽其力以养父母，而今人“生而父母食之，至于终身”，当父母向他们有所求时，“鲜有克遂者矣”，“其或稍能遂其所求，不过以父母之物出其十之一二而还以致之父母”，这些人对父母连基本的物质供养都做不到，竟然还厚颜无耻地以孝子自居。孝更重要的在于敬事父母，他引述孔子的观点说:“不敬则无以异于养犬马。”[3]133人们对犬马也能饲养，如果只是从物质方面养父母，但对他们不恭敬，那么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 敬事父母就是要顺从父母，不能对父母存有是非之见。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故人见其父之顽也，而舜不见也，第见其是而已矣；人见其母之嚚也，而舜不见也，第见其是而已矣。”[4]卷七422人们都认为舜的父母顽嚚，但舜只知道他们是父母，只知道自己敬事父母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是，舜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子。明朝王原的父亲在他还是婴儿时，就因家贫、徭役苛重而离家出走。王原成人后，并不计较父亲的离弃，一定要找回父亲以尽孝道。他历经千辛万苦，费时十几年，一家人终于团聚，父母得以尽享天伦之乐。戴名世称赞王原是一个敬事父母的孝子典范。[2]卷八241～242另外，鉴于“‘弟’之一字，则几于举世而无讲论及之者”的现状，戴名世强调“孝”、“弟”并举。他认为“世未有孝而不弟者，亦未有不弟而能孝者”，主张“复宗法以渐申其义”，[3]133希望尊重兄长与敬事父母相得益彰。(www.xing528.com)

在夫妇关系上，戴名世赞同夫死妻子守节，不反对妻为夫殉死。他对守节妇女所遭受的痛苦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叹息道:“孰知守节之苦较从死为尤难也耶!”但他未能突破礼教的束缚，视妇女守节为义之所当然而大加称赞。他认为妇人如果“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终，与己无所依而或不免于侵暴凌逼之患，则死可也”，[2]卷八222提出在丈夫非正常死亡，或者夫死无所依傍，难免被欺凌的情形之下，妇女可以从夫而死。关于未嫁女子为未婚夫守节或殉死的问题，为他所推崇的归有光就已论证其为非礼，明确表示反对，[5]卷三58～59但他仍刻意辩解道:“女子未嫁而为其夫死且守者，虽不合于礼之文，而要为不失乎礼之意者也。”[2]卷八221近乎强词夺理。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戴名世在表彰妇女守节、从死之义时，其意不限于此，而是想将守节的要求推广到所有的人。他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此程子为孀妇言之，而吾为推广其说，以警夫世之不能饿者。”倡导世人都应注重保持节操。他解释道:“古之人权衡于死生之际，非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也，以为失节而生，其生尤为可悲也，是故穷饿自甘，一瞑而万世不视，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故曰守节而死者，终未尝死也。盖彼其视死也轻，故蹈之而不辞，而小人之视死也重，故往往颠倒眩乱于其间。”[4]卷七416认为饱食而失节，不如饿死而守节，将能够坚守节操当作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所在。然而，世上见利忘义之徒到处都有，因此他常常以妇人尚知守节赴义，来讥刺那些身受国恩却甘为背君卖国之事的公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