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政、教官担负一定的司法职能，虽然和现代司法专业化与司法独立的理念不符，但契合古人的价值观及实际需要，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1.实际需要。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满族统治者要想在具有深厚夷夏之别文化传统的中原站住脚跟，实行有效统治，必须解决如何取得民心尤其是得到士子拥护的问题。他们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范文程曾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9]9353提醒统治集团应尽力争取士子的支持。在他的建议下，清廷于顺治三年即下令开科取士。赋予学政、教官一定的司法职能，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如前引顺治八年规定:“若与武职兵丁有争，教官、生员听学臣处治，不许武职擅责；武职兵丁听该衙门处置，不许生员结党抗争。”给予学臣这种司法权，明显具有缓和士子反清情绪，以免激化矛盾的目的。另外，学政、教官对与文教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最为熟悉，赋予他们一定的司法职权，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置这类案件。
2.崇尚礼教的必然。清代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指导，崇尚礼教，希望礼教昌明，无刑而天下致治。士子读书明礼、立品修身，为民所尚，赋予学政、教官一定的司法职能，以加强对生员的管理、督促，使之求学上进，名副其实。另外，士子作为国家官僚队伍的后备军，将涉及生员的一些轻微违法案件交与学政、教官戒饬，不按民例一样处理，即便是在他们违法情节严重，需要地方官讯问的情形之下，也应先报学政斥革后方可，以示尊崇。如果士子偶有过犯，即与平民一般受罚，未免显得斯文扫地，既不利于礼教的施行，也有损于等级权威。
3.无讼的价值追求。无讼是儒家期待的理想境界。无讼不等于没有纠纷，而是试图以其他更好的途径来解决纠纷，以避免使用诉讼这种在古人看来有伤和气的方法。学政、教官有权处理一定范围内的涉及生员的诉讼，既减轻了地方官的理讼负担，又便于学政、教官将教与刑结合起来，明刑以弼教，达到刑期无刑的目的。另外，防止生员健讼本来就是学政、教官的职责之一，如乾隆二十四年就曾责令学政专门设簿登记生员参与词讼的情况，以便稽查惩处，[1]5516试图通过他们经常性的管理将生员涉足诉讼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参与诉讼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或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如果作为社会上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阶层不愿涉及诉讼，那么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一般百姓，提起诉讼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必然大为降低，从而养成息讼、贱讼的社会风气，敦厚风俗。
参考文献
[1]《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大清会典则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大清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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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6]《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7]（清）蓝鼎元著，刘鹏云、陈方明注译:《鹿洲公案》，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8]（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赵尔巽等撰:《范文程传》，《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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