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学政、教官参与司法的形式

根据与文教职责的相关程度，学政、教官对违法行为可以直接审理而径行处置，或者以辅助、督察的身份参与诉讼。

1.直接审理与参劾。学政除了前已述及的对考生考场内的违法行为可以直接审理外，还可以径行处置生员所犯微细之过。顺治八年，为缓和士子反清情绪，以免激化矛盾，明令:“教官、生员不遵条教者，学臣严行惩治。若与武职兵丁有争，教官、生员听学臣处治，不许武职擅责；武职兵丁听该衙门处置，不许生员结党抗争。”[1]5486赋予学政自行处理教官、生员一般违法行为的职权。康熙九年定例，生员“若辞讼细事，发学戒饬”，[1]5489将涉及生员民事方面的诉讼交于学政处理。康熙三十一年，戴名世在所作《李太常案牍序》中说，身为学政的太常李应廌“尝于校文之暇，取狱讼之事有涉于士子者，手披目览，务得其情，躬自听断，一讯而服”，可见当时学政确实可以审理涉及生员的案件。不过，正如戴名世所言:“今夫督学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过文义之优劣，而不暇及于其他。”[5]49学政之职，主要不在于狱讼，听狱之勤惰，不影响其升迁，因而学政一般也就不想在此事上大费气力。有时赶巧，这种懈怠也可能酿成大祸。乾隆十四年春，庄有恭为江苏学政时，浙江人丁文彬进献所著《文武记》、《太公望传》等逆书，庄有恭即因“不暇及”而以其为病狂未究。十八年，丁文彬逆词案发，乾隆帝在谕旨中说:“伊为巡抚尚属能办事，且伊巡抚任内若见此等必早为奏办，当在学政时其意不过以学政司文衡之员，何必多此一事。”[6]24怪罪他意图省事，没有即时审理此事。虽然最后他蒙恩仅受到按学政任内所得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的惩处，但这罚银到他于三十二年死时，尚欠六万余两。

学政发现有关官员、教官、生员及教官察觉生员的重大违法行为，虽不能直接处理，但应将详情查实申报，进行参劾。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2.会同地方官审理。学政、教官有权会同地方官处理一些有关生员的案件。《大清会典》规定生员“所坐微细，地方有司具详学政，会教官戒饬，不得同齐民鞭挞”。[3]258对于涉及生员的一些微小诉讼案件，地方官不得独自审理，而应在申报学政的情况下，会同教官一起处理。乾隆元年议准，地方官于生员“如有擅自叱呵、饬责者，听学臣参处，以违制处分”。[2]433授权学政参劾地方官擅自审理生员的违法行为。七年，明确划分了会审生员案件的范围，“教官除钱粮拆封比较，生员拖欠钱粮并州县会审案件，凡有关戒饬生员之处，仍令赴州县衙门公同办理外，其一切地方事务均不得干预”。[2]433划定生员拖欠税款的案件由双方会审。(www.xing528.com)

学政、教官发现涉案生员有枉屈者，可以介入诉讼，为其辨诬。雍正年间，潮阳县诸生陈询益因当场揭发武童萧振纲考试舞弊后，遭其事后报复，向知县蓝鼎元控告。在案件审理中，“陈询益惧萧姓强横，非县令之法所能屈服，阴遣人星夜赴省，于学使辕门控告”，[7]293学政顾公即行文到县查询。得知审案详情后，顾公还提出了判决意见。杨芳副榜贡生，乾隆四十二年为泸溪县教谕，他“非有公事未尝谒令”，“士有见枉，则告于令直之”。[8]361教官凭其可以参与涉及生员案件的职权，与县令会商，为生员洗去冤屈。

3.应地方官之请，将违法生员黜革后交与审理。康熙九年，“定生员缘事未黜，地方官不得擅挞例，如果犯事情重，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1]5489规定生员犯罪情节严重，应由地方官审理，但在讯问之前，须先报请学政将其黜革。雍正七年还特别严定“贡监生员拖欠钱粮之罚”，申明“经州县申报”，学政应将贡监生“即行黜革”，以便“照民例治罪”，[2]432强调学政要积极配合地方官惩治他们此类违法行为，以加强对其管理。雍正十二年又重申了这一规定，“覆准贡监生员果有豪横不法、行止有亏者，地方官报学政斥革，以便审拟。”[2]432虽然扩大了地方官管理贡监生的范围，但地方官在审理之前，都毫无例外地必须先报学政裭革其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