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其对天理、人性的认识。他说:“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1]20承认世上有普遍存在、必须服从的天理和“百世所同”、不会改变的人性。
方苞心目中的天理并不虚无缥缈，而是可以企及的。他确信:“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1]21即“圣人之法”、“圣人之经”都是对天理的反映，人们只要效法“圣人之法”行事，研读“圣人之经”而修身，就可以认识和把握天理。
方苞的人性论属于性善说。他从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3]19和董仲舒的“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4]2516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不分贵贱、贫富，皆有善的本心。他指出:“圣人贤人为人子，而能尽其道于亲也；为人臣，而能尽其道于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则能竭其力，纵嗜欲则能致其身，此涂之人能为尧、舜之验也。”[1]73圣贤在家能尽孝，入朝能尽忠，其本心诚然为善。世俗之人虽不及圣贤，但也能尽力抚养妻子、善待己身，可见他们的本心也是善的。只要不违本心，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www.xing528.com)
人由于受各种欲望的干扰，常常会偏离本心，犯下种种过恶。方苞将人分为圣人、君子、众人和小人四类，认为这四类人都可能会犯过恶，不过其性质却不同。“君子之过，诚所谓过也，盖仁义之过中者尔。众人之过，非所谓过也，其恶之小者尔”，而圣人“其得过也，必以人事之变，观理而不审者则鲜矣”，小人者“皆不胜其欲而动于恶，其无心而蹈之者亦鲜矣”。圣人之过，绝大多数都是在遭遇变故、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发生的，本质上算不得是过失；君子之过，是由于行为超出了仁义的尺度，可以称之为过失: 圣人、君子的过失行为不具有主观恶性。众人之过，是因不能克制自已的欲望而为的小恶；小人之过，绝大多数则是受自身欲望的支配，主动为恶的结果，他们的过恶具有主观恶性。过恶性质与人们看待过恶的态度密切相关。“众人之于大恶，常畏而不敢为，而小者，则不胜其欲而姑自恕焉。圣贤视过之小，犹众人视恶之大也，故凛然而不敢犯；小人视恶之大，犹众人视过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顾”。圣贤即使是小过也不敢犯，小人哪怕是大恶也悍然为之，这就是圣贤何以能够无过，而小人常犯大恶而不悟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方苞根据所犯过恶性质的不同，将人分为四等，但他并不认为其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苟以细过自恕而轻蹈之，则不至于大恶不止”。[1]75圣贤若以过小而为之，也难免为恶。小人若是尚存本心一线之明，则“动于恶而犹知之”，还是可以“自反于人道”。[1]73
正因为人性是善的，人犯过恶是迷失本心的结果，所以方苞极力主张推行教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研习圣人之经来明了天理，进而以其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治理国家、社会，形成所谓的“人道”。反之，人若违背天理，失去本心，则必受天谴。正如《春秋谷梁传·庄公元年》所说:“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远于人道者也”。故能“繁祉老寿，恒数百年不见兵革”。后代之人，往往背弃天理、迷失本心，“所尚者机变，所急者嗜欲，薄人纪，悖理义，安之若固然”。等到“人之道既无以自别于禽兽”、“政法与礼俗尽失”之后，“非芟夷荡涤不可以更新”，必将“为天所绝”，遭到天谴。[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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