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存在不足

前期桐城派具有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真理的个性，勤勉治学，关心世事，力求能够经世致用的学行，本是产生创新思想的重要条件，但他们对程朱的过分尊崇阻碍了其在思想上可能有的突破。正如他们的学术思想一样，他们的法律思想从总体上看，没有逾越理学藩篱而作出较大创新，他们大多是在理学体系的内部进行局部的修补，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当然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共有的不足，也是人类所有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思想界共有的不足。

戴名世曾说《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以为称量而出，增损一字不得。”[62]对其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稍后于他的戴震就撰写了《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理学予以批判。姚鼐了解戴震的学术成就，他也主张考证、辞章、义理三者合一，但他没有吸取并发扬戴震的批判精神，而是要求汉学的批判不能打破程朱理学的框架。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更是全面反驳汉学的观点，认为程朱揭示的圣人之道体现了天理，不可动摇。在程朱的理论遇到挑战时，方苞也持有类似的态度。方苞与颜李学派的李塨私交很好，他同样没能取其所长，也是为了维护程朱的地位，极力缝合二者的分歧，甚至在为好友所写的墓志铭中，宣布在他的帮助下，李塨已于生前放弃了反对程朱的立场。客观地说，无论颜李学派，还是汉学，他们对程朱的批判肯定有偏颇之处，但是不破不立，桐城派限定自己只能在程朱开创的领域内做些修补的工作，这注定了他们在理论上很难有大的建树。当社会的巨变无法遏止，程朱理学的大厦轰然倒塌，桐城派也就不可避免地消歇了。

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有学者认为戴名世具有初步的启蒙思想，《南山集》案是“顽固的封建势力对初步的启蒙思潮所进行的一次剿杀”。[63]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戴名世歌颂明末忠义之士，是其奉行程朱理学，维护封建纲常的必然之举；他对现实的批判，源于对世人名曰行圣人之道而实则为苟且之事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天下无不可感之民，无不可格之主，顾立身行己何如耳”，[64]相信通过大力表彰忠孝节义之行，一定可以使礼教昌明，天下至治；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上，他强调臣、子、妇单方面的义务。可见，他并没有号召人们反清、进行革命之意，也不具有思想启蒙的个性解放和民主意识。他死于文字狱，不是清统治者要绞杀新思想，而是他们谋求治、道统一，铲除胆敢持异议者的结果。

方苞虽然对封建社会法制的黑暗予以揭露，但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大小官吏、世态人心，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核心——君主制。就其思想的深度而言，远不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姚鼐一方面肯定:“异姓之卿，反覆之不听则去，贵戚之卿则易位。”[65]贵戚大臣可以易君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前王之德犹存，后王虽失德，天下臣民犹当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极，为天人所恶，天乃更求圣贤以为民主。”[66]要求人们臣服于淫威，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天命，还是剥夺了民众主动改变现状的权利。

对女子守节问题的看法，更能体现前期桐城派对封建礼教的悉心维护。关于女子守节，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异议。康雍时期重臣、方苞挚友朱轼曾说:“今欲使妇人尽守从一而终之义，虽颠连无告，而孤寡茕茕，之死靡他，恐尧舜之治天下，有所不能。”[67]认为片面强调女子守节不合情理。姚鼐知友袁枚感叹其妹因所托非人而遗误终生，是与她误信书而好节义有密切关系。他说:“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 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认为“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68]对女子拘泥于守节之义很不以为然。前期桐城派并非无情之人，他们对女子守节的艰辛深表同情，但由于拘守礼教，他们仍然大力褒扬贞妇、烈女，不免有“以理杀人”之嫌。

前期桐城派推崇礼教，希望统治者爱惜民力，反对不教而诛，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其维护阶级统治的立场十分坚定，不会动摇。方苞说:

往者江南大府初至，有以耆民公辞革除弊蠹者，其后渫恶之老所在结党成群，其地有讼狱则索赂，聚众升堂，颠倒黑白，有司不敢主断。久之，乡民持鱼蔬、担薪柴入城求售者，停交衢，列路旁，群老日夕要索地租。故并记之，俾有天下国家者，知万事得理必由本正，课士以文章而不考其德行，责民以租赋而不问其礼俗，其弊也，至用先王宪老乞言之典法而害及于民，不可以不察也。[69]

显然，方苞主张抑制豪强，顾惜小民利益。姚莹相信孟子“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的说法，以为“此言世家大族，言动好恶足为齐民之所观效也”，[70]对世家大族在维持地方秩序方面寄以厚望。看似截然有别，其实二者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本质上并无二致。方苞生活的时代，朝廷的统治力量由弱至强，他当然希望地方豪强的势力有所收敛，使国家推行教化少些阻力；至姚莹时，清廷已是今非昔比，由强转弱，所以他转而倚重大族来实施教化。无论他们是重此还是顾彼，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阶级统治，不可能真正维护广大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至于戴名世的饥寒之贼也不可轻赦的观点，阶级性就更为鲜明。

前期桐城派尊信程朱，他们相信程朱之说得圣人之旨，若是推而广之，一定能一道德而同风俗，天下太平。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们痛恨胆敢非议程朱的人，诅咒这些人会得到报应，甚至像颇有容人雅量、有儒者气度的姚鼐也未能免俗。汉学家攻击宋学也是不遗余力。汉学大家戴震、汪中、凌廷堪等逞口舌之快，菲薄程朱，肆无忌惮。章学诚说:“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非圣排贤，毫无顾忌。”[71]这种都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不容对方置喙的做法，决不只是学者文人间的意气用事，它反映了无论桐城派所代表的宋学，还是新兴的汉学，其实都非常缺乏兼容并包的思想，更别说民主自由的精神了，骨子里透出来的皆是专制的气息。不幸身遭文字狱之殃的戴名世曾说:“谶书之为祸也，杀人无算，始为之者，其罪不容于死矣……然安得尽焚之以息其祸乎?”[72]他还说:“小说中有杀人之书，人无不好之，须如秦时焚书之禁之严，而后乃能除其祸。有天下者，理斯民而正人心，此亦其急务，不可缓者也……至于《水浒传》一书，则杀人不知其几千万。明祚之亡，亦由此也。”[73]由于这些书在他看来有违封建纲常，就希望能将其尽早查禁，尽快焚毁。由此可见，对于清代皇权的加强、文化专制的推行负有责任的未必只有皇帝们。

[1]（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十五《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第409页。

[2]（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八《教忠祠禁》，第773页。

[3]参见（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九《逆旅小子》，第244页。

[4]参见（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九《西邻愍烈女》，第243～244页。

[5]（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九《逆旅小子》，第245页。

[6]（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九《西邻愍烈女》，第244页。

[7]（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七《全椒县教谕宁君墓志铭》，第753页。

[8]（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诗集》卷二《述怀》，第454页。

[9]（清）方苞:《礼记析疑》卷十一“君子之于礼也，非作为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条，第107页。

[10]（清）方苞:《礼记析疑》卷十七“绝族无移，服亲者属之”条，第147页。

[11]（清）方苞:《礼记析疑》卷三十三《缁衣》“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条，第241页。

[12]（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十四《礼记说三·坊记说》，第686页。

[13]（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八《周礼说一·媒氏会男女说》，第649页。

[14]（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八《周礼说一·司市说》，第649页。

[1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4～5页。

[16]（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三《蔡瞻眠文集序》，第79页。

[17]（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二《德政诗序（代）》，第45页。

[18]（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七《高素侯先生四十寿序》，第206页。

[19]（清）方苞:《礼记析疑》卷十“大臣法小臣廉”条，第102页。

[20]王树民、韩明祥、韩自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忧庵集》第11条，第88页。

[21]（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六《左忠毅公传》，第183页。

[22]（清）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与陈梁叔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2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23]（清）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七《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第551页。

[24]（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六《复张君书》，第86页。

[25]（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一《伍子胥论》，第3页。

[26]（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十三《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第355页。

[27]（清）方苞:《礼记析疑》卷四十六《燕义》“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条，第269页。

[28]（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五《尚书说三·管叔监殷说》，第626～627页。

[29]（清）姚鼐:《惜抱轩笔记》卷一“立政之要知人也专任也”条，第150页。

[30]（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三《蜀汉后主论》，第69页。

[31]王树民、韩明祥、韩自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忧庵集》第147 条，第133页。

[32][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卷七，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年）条，第422页。

[33]王树民、韩明祥、韩自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忧庵集》第148 条，第133页。(www.xing528.com)

[34]（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八《李节妇传》，第222页。

[35]参见（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三《贞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8～59页。

[36]（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八《戴节妇传》，第221页。

[37]（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四《严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第106页。

[38]（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八《周礼说一·媒氏会男女说》，第649页。

[39]（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十《张贞女传》，第146页。

[40]（清）姚莹:《东溟文集》卷六《亡姑圹志铭》，第435～436页。

[41][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卷七，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年）条，第416页。

[42]（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五《何孺人节孝诗跋后》，第79页。

[43]（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十四《方正学祠重修记》，第234～235页。

[44]（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四《重订礼记纂言序》，第87页。

[45]（清）张玉书等奉敕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二集》卷四十《读 〈周礼〉 书后》，《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705页。

[46]（清）方苞撰:《周官辨》，《续修四库全书》第79册，第434～435页。

[47]（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十八《两朝圣恩恭纪》，第515页。

[48]（清）乾隆五年敕编:《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十六《厚风俗》“雍正元年癸卯二月癸亥”条，《四库全书》第412册，第346页。

[49]（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附录一，苏惇元辑《方苞年谱》，第886页。

[50]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51]（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十二《礼记说一·礼运说》，第676页。

[52]（清）方苞:《礼记析疑》卷十“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条，第98页。

[53]（清）梁国治、董浩等奉敕编:《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九《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402页。

[54]（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十四《礼记说三·坊记说》，第686页。

[5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5～18页。

[56]（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八《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4页。

[57]（清）焦循:《雕菰集》卷十《理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58]（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一《易说一·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说》，第605页。

[59]（清）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一《书宋史史浩传后》，第278页。

[60]（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第626～627页。

[61]（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附录一，苏惇元辑《方苞年谱》，第885页。

[62]（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三《四书朱子大全序》，第75页。

[63]徐文博、石钟扬:《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8页。

[64]（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七《李月桂家传》，第216页。

[65]（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一《易说一·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说》，第605页。

[66]（清）姚鼐:《惜抱轩笔记》卷一“弼我”条，第149页。

[67]（清）朱轼:《朱文端公文集》卷二《三父辨》，《续修四库全书》第16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68]（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四《祭妹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5页。

[69]（清）方苞:《礼记析疑》卷二十五“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条，第205页。

[70]（清）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二《复曾秀才大椿书》，第456页。

[71]（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朱陆》附《书朱陆篇后》，第276页。

[72]王树民、韩明强、韩自祥编校:《戴名世遗文集》，《忧庵集》第74 条，第108页。

[73]王树民、韩明祥、韩自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忧庵集》第151 条，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