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法律思想的积极意义——《礼法与情理的结合》研究

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朱熹认为:“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前期桐城派推崇礼教，不以单纯的惩罚为目的，主张明刑弼教，强调法律应当发挥维护礼教的作用，这是对孔子重视德礼之教的发扬，也是对朱熹“深探其本”的教诲的实践。作为在清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流派，他们的礼法主张必然随之传播，对推动当时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受《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但方苞最终得到了康熙的赦免，并以白衣的身份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官，以后又历仕雍正、乾隆两朝，得到重用，这使得他可以较为便利地扩大其礼治观念的影响。方苞评论康熙、雍正的经学好尚说:“自圣祖仁皇帝笃好《周易》、《尚书》，竟世讲诵不辍。圣上继序，效庙礼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礼经》。制诏所颁，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李光地、朱轼）各应期而以经学鸣。”[44]方苞精研《周官》，对《周官》之制推崇备至，在当时的情况下，《周官》能够引起学人重视是与方苞的鼓吹分不开的。

康熙说:“《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朕谓二说皆儒者读书考究之言，未可偏废。若夫帝王法古致治，总在师其意，而不泥其迹。”[45]认为师法《周官》重在用其意。方苞也说:“管子治齐，号为能用《周官》之法，然简节而疏目，视《周官》为仅存其大略矣。武侯之治蜀也，士无抑才，军无冗食，下无匿情，其治象于《周官》为近，然不能指其何者为用《周官》之法也。呜呼! 治《周官》者以是而求之，则几矣。”[46]赞许诸葛亮治蜀用《周官》而不着一点痕迹，后世应该以他的做法为楷模。在赦免方苞时，康熙谕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47]对他的学问予以高度评价。对《周官》并无嗜好的康熙与方苞的观点如此相似，应当不只是巧合。

雍正在上谕中称:“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骄奢也。”[48]雍正看重方苞，他对《周官》的重视，应该是受过方苞感染的。方苞还曾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承担《周官义疏》的编纂任务，书成后乾隆“留览兼旬，命发刻，一无所更”。[49]

方苞在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与一些朝廷重臣如李光地、鄂尔泰、张廷和、徐蝶园、朱轼等保持着良好关系，他将《周官》之制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知无不言，向他们提出了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兴革建议。方苞对清代礼法之治的形成与发展尽了一份力量。

前期桐城派论礼重在探寻礼仪所蕴含礼义与理，在学术的严谨方面是逊于汉学大家的，然而时过境迁，古代那些具体的仪规是不可能复活的，桐城派的做法更具现实性。虽然汉学家也不忽视礼义，但他们却常常沉迷于繁琐的礼仪而不可自拔。极其推崇戴震的胡适，也不得不批评被他许为戴震信徒的以礼学著称的凌廷堪道:“我们生当汉兴二千年之后，还能妄想‘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吗?”[50]指责他食古不化。

值得注意的是，笃信程朱理学的前期桐城派也不乏新思想的萌芽。如戴名世认为做官“务为其所当为者而已”，作为“下之人”的百姓“受长吏之德，亦其义所当然”，不需要对官吏感恩戴德；反对女子缠足、溺死女婴，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等，在传统思想的包裹之中，已透露出新思想的一线光芒。

姚鼐更是通过说经这看似保守的方法，得出了“百姓则乎君之明而自为治”的接近近代民主的命题。他说:

礼乐之道皆人所固有也，非强之也。故君者示以道德而民所由明，示以衣食而民所由养。民所由以有事者也，非君以己私意而明人而养人而使之事也。百姓则乎君之明而自为治矣，赖养于君而自为安矣，受事于君而自为显矣。礼达而分定者，宰制万物，役使群动，岂人力哉! 人皆有爱乎死者之心，丧祭之礼所以施也；人皆有患其生不适于道之心，冠昏射御凡生者之礼所以用也。故从民嗜欲而用之者，所以顺情也；正民之嗜欲而矫之者，亦所以顺情也。去诈、去怒、去贪，极之捐躯以死社稷宗庙，皆所以求本心之安而已。[51]

丧祭、冠昏射御等礼源自人的内心需要，圣人制定礼法，不过是发现了人的这种需要而将它显现出来，百姓因圣人所制定的礼法而更为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需要。礼法对人合理需要的满足是顺乎人情，对人某些不合理欲望的抑制也可谓是顺乎人情，因为完全根据本能需要来生活是动物的生存方式，这样的生活是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破坏，最终让人重新回到动物的生存状态中去。人们接受礼法的规定约束自己，塑造自身形象，甚至在某些情形之下，甘愿抛弃生命，从本质上说，不是外在的力量强制他们这样去做，而是他们服从内心需要，但求心安的结果。而君主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在运用礼法进行管理时，不能违背百姓的这种需要。

方苞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君能自昭明德，则人皆观而喻焉，故曰“所明”也。若己昏而欲人之明，则有诸己而非诸人，无诸己而求诸人，己实有过，故曰“明人则有过”也。百姓则君以自治，正以君乃所赖以明者耳。陈氏澔谓宜改“明”为“则”，于文义可通，而按以事理则悖。盖君当为人所则，尤当则人。舜舍己从人，禹闻善言则拜，前世谊主，皆以虚中受谏而寡过，未闻以则人致过也。[52]

陈澔的说法从文义上来看是通顺的，可是方苞担心这样的解释，可能会助长本就已经非常强大的皇权的权威，因而他宁愿费力另为一说，以告诫君主应广纳善言，不可自以为是。方苞此说虽不及姚鼐进步，但限制皇权的意图还是明显的。

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和完善，清代的专制制度日益加强。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帝甚至公开宣称:(www.xing528.com)

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53]

显然他要乾纲独揽，让臣下皆听命行事。在这样的氛围中，方苞宣称“君当为人所则，尤当则人”，倡导清议；姚鼐敢于宣扬有民主倾向的“百姓则乎君之明而自为治”的观点，力主君主要以诚待人，不应以权术驭下，要信任贤人，不应侵犯有司职权，讥刺“后世庸主与其臣争名”等，[54]应该说是很可贵的。

明亡清兴对于当时的学者而言，正如黄宗羲所说，简直是“天崩地解”、“鱼烂河决”的巨变，“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这样明末清初的学术界兴起了强劲的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和明朝遗老凋谢略尽，他们所倡经世致用之学并非如梁启超所说“都成为空谈了”，至少他们开创的经世学风遗惠于后世非浅。在新朝成长起来的士人，虽然“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55]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先辈的学风。面对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老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仍然需要发扬先辈们的经世传统。乘着明末清初的经世之风成长起来的前期桐城派，克己躬行，关注吏治民生，自觉担当了“明道”与“救世”之责。

就明道而言，他们深信程、朱之说虽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深得圣人之旨的地方为多，因而他们殚精竭虑，好学深思，力求能够弥补程、朱的不足，同时毫不妥协地与各种非议程朱理学的思潮作斗争。

汉学大家段玉裁晚年说:“归里而后，人事纷糅，所读之书，又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以为浸淫汉学太深，偏离了圣人所教的为学之旨，劳而无功。他觉得:“朱子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之大义，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56]重新又对朱子之学推崇备至。他的反思不是无根之谈，汉学家们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大体与姚鼐同时的汉学家焦循说:

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 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57]

在君主专制加强的情况下，焦氏说此无异于自投罗网，拜伏在专制的权威之下。姚鼐则不然，他说:“异姓之卿，反覆之不听则去，贵戚之卿则易位。若势不能易君位，而又不获去，君子于斯，处之必有道矣。”[58]尽管“易君位”是借着说经的名目提出的，但其中蕴含的理得势则不能夺的气概却跃然纸上。相形之下，焦氏这方面的认识是不及姚鼐的。

焦循号称通儒，也是胡适认可的能理解戴震义理之学的有限几人之一，戴震当年批评理学的一个著名论断即是说宋儒“以理杀人”，然而焦循此论岂不也是以理杀人? 另如凌廷堪曾替秦桧辩护说:“夫秦桧之当国也，召还诸将，和议遽成，未睹用兵之究竟，故拘儒切齿，痛诋为非。”[59]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说法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方东树所说“学术之差，为人心世道之忧，所关至巨，非细故也”，[60]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可见前期桐城派坚决践行程朱所阐发的圣人之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其合理性。

从救世来说，他们都以礼法自持，不苟合于流俗，努力践行他们心目中的圣人之道。同时，他们循天理、随势变，积极推进社会变革，为民谋福利。

首先，他们激烈抨击科举之弊，寻求各种改革的方法。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不可能提出彻底改革科举制度的措施，但是他们积极探索、实践以古文救时文的方法，以及提倡读书应明理见性、掌握礼乐政刑等真才实学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他们坚持明刑弼教，认为刑罚应宽严有度，不放纵恶人，也不能枉累善人，注重发挥刑罚辅助教化的功能，这些虽然只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得到施行，但他们的鼓与呼对现实的引导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最后，他们都比较关注民生。如有机会，他们都希望可以通过法制的改善，兴利除弊，谋求国泰民安。如方苞年老时，尽管深知官场险恶，他还是不顾儿子道章和挚友朱轼的劝阻，以为身受国恩，不敢“自安容悦”，[61]勇于献言建策，终遭排挤而不悔。姚莹尽心尽力安民治台，面对侵略，积极备战。取得胜利后，却忠而被谤，降职调用到川、藏，他无怨无悔，仍然忠心谋国，关注边疆及域外史地，写下《康輶纪行》，成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