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礼法与情理的结合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5]这是朱熹特意挑出置于《四书》之首的《大学》对于人伦关系的概括，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状态下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是信奉程朱理学的前期桐城派孜孜以求的目标，因而他们都自觉地以“正人心而维持名教”[16]为己任。

在君臣关系上，他们强调为臣应当尽忠。首先，臣子尽忠表现为勤于职事，忠于国家。戴名世批评当时“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德政诗册”，专务涂饰以欺世的做法，指出官员为地方谋福利是职责所在，不过是“为其所当为者而已”，作为“下之人”的百姓“受长吏之德，亦其义所当然”，并非“出之于分外，得之于不意也”。即使官长或许有“一二事出于创始，关系至巨，而艰难劳苦，仅乃得之”，为了“以志不忘”，予以歌咏，也应据实言之，不可浮夸。[17]方苞也持此观点，向他的老师高裔进言说:“今公为文学侍从之官，尝主乡试，视学政，不失士心，亦守官之常。”[18]尽职尽责，为所当为，是臣子应尽的义务。甚至对于官员不易做到的廉洁自好之行，他们也不以为异。方苞说:“小臣以廉自守，足矣。大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廉不足以尽之。”[19]他尚且觉得小官能够清廉，也算是尽职了。然而戴名世却说:“清节美行，乃人生分内之事，寻常之为，非有奇怪可以惊人者也。为吏者，受君之爵，享君之禄，而廉介自持，固天下之通义也。自贪污成风，相习不以为怪，而遂有一二矫之者，为不近人情之行，所谓违道干誉，而欲以冀格外之迁擢，是与于贪婪之甚者也，而自张其行，攘臂大呼，诋讦他人，以炫己长，若以为奇怪惊人莫踰于此者。”[20]他十分不耻那些以廉洁来沽名钓誉的虚伪之人，认为贪污即为违法，廉洁是为官的本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臣子应当甘于为君、为国赴难。左光斗、史可法就是这样的忠臣。左光斗勇于与朝中奸佞作斗争，尽管身陷囹圄，受尽折磨，他依然无怨无悔，将死之时，还念念不忘国事，谆谆告诫史可法:“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石。”[21]对他寄以厚望。史可法在明末大乱之时，鼎力保障江淮，以身许国，死而后已，虽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其忠勇自可彪炳史册。姚莹虽身遭三次贬黜，但无怨无悔。他说:“君受人言不悦其臣而诛罚之、贬黜之者，世亦有之矣，臣乌得以诛罚贬黜而怨其君哉?”[22]在国家多事之秋，他以“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23]自励，甘受委曲，矢志不渝，一心为国，当然是抱有为国赴难之心的。

其次，他们认为君臣不合时，臣子可去。在实行君主制的古代，良臣可求，而明君却是可遇而不可求，何况即使是明君也鲜能善始善终。当君臣不协或政见与主流不合时，如何处理个人、家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作出正确取舍，是每个为人臣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姚鼐认为若是不悦于时，不容于世，就应该“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大咎已尔”，[24]全身免辱。不过，不见遇于君也并非都能一走了之。当此之时，国之勋贵、受国大恩者，捐躯以死社稷可能更让他们觉得心安。他议论伍子胥说:“一旦摄吴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报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与吴相得如父子手足。员虽乌集起事，而其实与世胄同国休戚者等。”伍员见知于吴王阖庐而被杀于其子夫差，柳宗元以为其非吴之亲属，谏死为过。姚鼐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季札虽是吴之亲属，但被“忌而远之甚矣”，没有死谏，无损其贤，而伍员若在劝谏夫差却不被采纳之时离去，虽不为不忠，但其既“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唯有“思尽其辅弼之任”以求心安，明哲保身，实非其愿。[25]戴名世强调君臣不合时，臣子虽然可以离开，但不能与朝廷对抗。南明弘光朝，“马、阮浊乱朝政，天下寒心，避祸者多奔左良玉营”。[26]其时，左良玉拥兵跋扈，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打击的大臣们纷纷投靠他藉以自保。马士英尤其是阮大铖，虽为戴名世所痛恨，且那些大臣也有为奸臣陷害的苦衷，但戴名世仍然认为他们依靠藩镇以对抗朝廷，亦为不忠。

在君臣关系方面，前期桐城派虽然没有孟子“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激进的主张，但也并非只是强调臣子单方面的义务。方苞说:“人臣虚受爵禄，而不思竭力尽能于国事，则君必恶之；人君虚取十一，而不能明正道以道民，则民必憾焉。故必上下各尽其道，然后和亲而不相怨也。”[27]他深感只有君臣各尽其责，才能保证上下相安，各得其宜。姚鼐明确主张君主应以诚待人，反对君主用权术驾驭臣下。他说:“苟疑而多为之防，失天子以诚信待人之理，而卒可以禁奸备乱，圣人犹且弗为，而况必不得也。天下之变不可防也，人之智虑必有所不及，多为之术而示民以疑，是启乱而已。”天下之变无穷，而个人的智虑在一定的时空里是有限的。以有限的思虑去应对无穷之变，他认为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增添更多的烦扰，因而他斥责“秦法乃令御史监郡”是“衰世法也”。[28]他希望君主能“修身明理、远谄佞乐忠直”，以诚信为本，信任人才。他强调既得贤才即当委以专任，“天子自有所当任之事，岂可下侵有司牧夫之事，而于己所当任之大者，反废其职哉”! [29]天子之职在于知人用人，不在躬亲庶务。若不能知人专任，贤人的作用无法发挥，天子也没有尽到他的职责。方苞也曾说:“使置后主之他行，而独举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则太甲、成王当之有愧色矣。”[30]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始终信任，而且在其死后，也能重用他所推荐的其他大臣。他认为信任大臣是君主的一项可贵的品质，因而在这一点上给予刘禅极高的评价。

在父子关系上，他们强调为子应当尽孝。孝不只是在物质方面奉养父母，更重要的是要敬事父母。戴名世觉得古人通过“服贾力田”或“代耕”尽其力以养父母，而今人“生而父母食之，至于终身”，当父母有所求于他们时，“鲜有克遂者矣”，“其或稍能遂其所求，不过以父母之物出其十之一二而还以致之父母”，这些人对父母连基本的物质供养都做不到，竟然还厚颜无耻地以孝子自居。他引述孔子的观点说:“不敬则无以异于养犬马。”[31]人们对犬马也能饲养，如果只是从物质方面养父母，但对他们不恭敬，那么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敬事父母就是要顺从父母，不能对父母存有是非之见。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故人见其父之顽也，而舜不见也，第见其是而已矣；人见其母之嚚也，而舜不见也，第见其是而已矣。”[32]人们都认为舜的父母顽嚚，但舜只知道他们是他的父母，只知道自己敬事父母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是，舜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子。另外，鉴于“‘弟’之一字，则几于举世而无讲论及之者”的现状，戴名世强调“孝”、“弟”并举。他认为“世未有孝而不弟者，亦未有不弟而能孝者”，主张“复宗法以渐申其义”，[33]希望尊重兄长与敬事父母相得益彰。方苞兄弟兄友弟恭，敬事父母，他们可以说是戴名世孝、悌理想的真实写照。

在夫妇关系上，他们赞同夫死妻子守节，不反对妻为夫殉死。戴名世对守节妇女所遭受的痛苦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叹息道:“孰知守节之苦较从死为尤难也耶!”但他未能突破礼教的束缚，视妇女守节为义之所在而大加称赞。他认为妇人如果“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终，与己无所依而或不免于侵暴凌逼之患，则死可也”，[34]提出在其夫非正常死亡，或者夫死无所依傍，难免被欺凌的情形之下，妇女可以从夫死。关于未嫁女子为未婚夫守节或殉死的问题，为他所推崇的归有光就已论证其为非礼，明确表示反对，[35]但他仍刻意辩解道:“女子未嫁而为其夫死且守者，虽不合于礼之文，而要为不失乎礼之意者也。”[36]近乎强词夺理。(www.xing528.com)

方苞亲属中有多人守节，他很了解女子守节的艰辛，但笃信礼教的他还是十分支持守节之行。他说:“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37]自程颐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倡导守节后，女子守节之风逐渐盛行。程氏一言能开后世数百年风尚，这就是程、朱影响深远之处。

在女子守节问题上，姚鼐的观点有些矛盾。他一方面说:“守节者礼之所旌，而失节而不至于淫者，刑之所不及。以君子义理之极而责之庶民，其言也，非不有辞也，然而庶民无所措手足矣。”[38]认为于情于法，普通百姓家的女子改嫁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同样反对归有光的“女在父母家，不应以身属人；所许嫁者亡而为守，不合于义”的提法，宣扬这种情形之下的守节也是“靡病于古谊”的。[39]

姚莹支持未嫁女子为夫守节。他说:“夫圣王之制礼也，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不及则悖，过则矫。女子许字未嫁而夫死，以女子终身不二可也，未成乎妇而服于夫家则过矣。父母爱女，惧不能终其志而别字之，在家犹全乎女，从父可也。守不二之志或激烈捐躯，则违亲命而且以伤亲之志，可乎?”[40]以为未嫁女子在娘家为夫守节是符合礼的要求的。不过，他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若是父母将其另许他人，女子应该听从父母之命，而不可违逆。

应该说明的是，他们在表彰妇女守节、从死之义时，其意不只在此，而是要将守节的要求推广及于所有世人。戴名世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此程子为孀妇言之，而吾为推广其说，以警夫世之不能饿者。”倡导世人都应注重保持节操。他解释道:“古之人权衡于死生之际，非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也，以为失节而生，其生尤为可悲也，是故穷饿自甘，一瞑而万世不视，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故曰守节而死者，终未尝死也。盖彼其视死也轻，故蹈之而不辞，而小人之视死也重，故往往颠倒眩乱于其间。”[41]认为饱食而失节，不如饿死而守节，将能够坚守节操当作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所在。然而世上见利忘义之徒到处都有，因此他常常以妇人尚知守节赴义，来讥刺那些身受国恩，却甘为背君卖国之事的公卿大臣。姚鼐也感叹说:“及宋时，儒者申明礼义之说，天下宗之，至于今日，女子皆知节行之为美，若《柏舟》之贤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于古，而独女子之节有盛于周之末世也?”[42]批评当时士大夫多贪图名利，不能以节义自守，还不如女子。

姚鼐相信:“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终始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43]道德仁义忠孝等是修身、治国之要，是法制所要维护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天地无穷，道德仁义忠孝等是超越个人乃至家国之上，与天地并为不朽而永存的常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也是家、国赖以维系、兴盛的根本，是他也是前期桐城派心中坚信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