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桐城派研究：礼法与人情结合

注重礼教的前期桐城派并不是固守礼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腐儒，他们虽然大多出自书香门第，有的还是名门望族，但他们自身的家庭都不富裕，从小就领略了生活的艰辛，比较通达人情世故，因而他们法律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强调人情。

方苞精研三礼，认为圣人制礼不会违逆人情，而是顺乎人情、同乎民心的。他说:“君子非作为是礼以强致人情使从之，盖有所由始，皆出于人情之自然也。如七介以相见，三辞三让而至，似乎繁曲，然其始由于宾主相接，不可以未同而言，不可以径前不让，乃人情之自然尔。”[9]相见礼看似繁复，其实这繁复的表面下蕴含着的是人情的需要。至于像礼制中的大功同财、五服之制这样的重要原则，他分析其制定的原因应该是:“先王制礼，小功则不责以同财，非导以薄，量其力之不能周也；六世则不使相为服，非绝其恩，度其忱之不能属也。且使财之当同者知其力之不可私，服之未绝者知其情之不可饰焉。”[10]圣人尽悉人情之委曲，作出这样的规定恰到好处地把握了人情的分寸，既起到了以礼化民的作用，又没有不顾民意，以不可为之事强加于人。

儒家经典所载礼制形成于先秦时期，必定不能尽与后世的情势吻合。方苞以为若要用它们来治理现今社会，必须根据现世的人情世俗加以变通方可。他说:“多闻多识而质以人心之同，以精吾心之知，似可不疑于所行矣。然以之治己，则身所处之时位不同；以之治人，则世所因之俗变各异。苟拘于所闻见，而一一以求其合，则不能随时随事以处中，故必略而行之，所谓拟议以成其变化也。盖惟所知者精，然后能取其大略而左右逢其原。观颜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于井田、学校，惟粗举其大要，可知略而行之之义。”[11]学习古代礼制，重在师其意而不能拘泥于仪式。势异时移，即使是圣人复生，也不能让古代的制度复活，而只能因时、因地而制宜。

姚鼐也主张礼法源于人情的需要。他说:“礼原于人情之所不可已，而法兴于道之自然。圣人不以性所无者，加诸人以为礼，不以私意强乎天下以为法。”[12]礼法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来自人们的现实生活。所谓“人情之所不可已”、“道之自然”是说礼法虽本于人们的现实之需，但这种需要不是单个人的情感和需要，而是要以民心之所同的“公意”为准绳，要符合“不可已”的人性之需。《周礼·媒氏》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姚鼐认为:“议道自已，制法以民，礼不下庶人。”礼有等差，士礼的要求高于庶人，为了符合庶人的生活实际，不强求他们遵守士礼。对于士来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庶人则不然，“备礼可也，不备亦可也，虽奔而亦为妻，非妾也”。不过，若不加以约束，那就不是“不可已”之情，而是纵欲启乱，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违背“公意”，因而“非仲春之月而奔，然后有不用令之罪”。有合乎情理的特殊情况的人，还可以不受仲春之月的限制，《诗经·摽有梅》所载待嫁的大龄之女即合乎此种例外。可见，制礼时，圣人非常周到地考虑了人情。[13](www.xing528.com)

《周礼·司市》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姚鼐秉持他一贯重视人情的观点，解释说:“日昃，即日中也。交易亦不必专为商贾，言百族，则商贾、贩夫贩妇皆在矣。然商贾固以市为事者，故令其早至为朝市，其货亦必多，宜先运致，又可多卖也。然至夕时，商贾必与百族咸退，抑末戒贪，又使市中清整也。惟贩夫贩妇所携寡少，尺布斗粟，安可使明日又来市耶? 则可留至夕时，必售之而后去耳。”[14]姚鼐的这种解读，也许不符合汉学家的喜好，但他的说法既考虑了市场交易参与各方的实际需要，又兼顾了国家管理之需，将自己的观点蕴含在说经之中。他诸如此例的说经，是他“圣人不以性所无者，加诸人以为礼，不以私意强乎天下以为法”主张的具体体现。

人不能生而无欲，民生是百姓合理的欲望与要求，是最大的人情。前期桐城派无不密切关注民生，积极提出种种兴革的建议，力求改善民生，为百姓谋福利。详见上文，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