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制度改革设想及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科举之法，每代不同，清承明制，实行八股取士。沿袭的时间太久，它的弊端已充分暴露。清代反对八股取士，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康熙初年甚至一度取消八股考试，乾隆九年又有大臣提出此议，都由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可替代的办法而作罢。[36]

前期桐城派精于古文，针对人们习时文蹈虚抄袭无法培养真才的弊病，他们主张以古文改造时文。

戴名世从理论上分析了改造时文的可能。他总结前人作举业之文的经验，认为“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主张不论作古文、时文皆须从“道、法、辞”三个方面入手，将创作古文的方法融入到时文写作中去。他说:“‘道者具载于四子之书……至宋而道始大明。”要求人们作文时须正确阐明、发挥圣人之经中蕴含的道理，因此要认真钻研圣人之书，尤其是宋儒的明理见性之作。作文之法有二，“有行文之法，有御题之法”。他要求“御题”时能“相其题之轻重缓急，审其题之脉络腠理，布置谨严，而不使一毫发之有失”。至于行文则无定法，“非有意为之”，力求率其自然，“文成而法之”。“辞”有“古、今之分: 古之辞，《左》、《国》、庄、屈、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为之者也；今之辞，则诸生学究怀利禄之心胸之为之者也”。“古之辞”讲求语言的雅驯正大，“今之辞”则是时文作者所为的雷同、抄袭之词。时文在“道、法、辞”三个方面皆无法与古文相比，因而他常常斥责其为“腐烂”、“臭败”之文，毫无生气。[37]不过，如果能将其所论创作古文的“道、法、辞”之法用到时文写作中，也能创作出值得称道的时文作品，因而他甚至认为“制举之文，亦古文辞之一体也”。[38]

方苞也有同样的认识。他在72岁时写的《进四书文选表》中说:

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39]

方苞还曾表示学者若能认真钻研古文，“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40]强调要将古文的创作方法用于八股文，从而写出理明、辞古、气充的“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的有用文章。姚鼐自称“自少不喜观世俗讲章，且禁学徒取阅，窃陋之也”，[41]坚决反对练习空疏无识的时文。他称赞其私淑弟子鲁九皋说:“其为科举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42]鲁九皋顶住世俗的压力，努力以古文来改造时文，并取得成功，这令他非常欣慰。

科举制度不可能没有弊端，前期桐城派希望能够广开其他选拔人才的门径，以尽量弥补其不足。方苞非常欣赏《周官》所载选拔人才的制度。他说:“《周官》之法，自族师至州长，按时月以书其德行，通艺而后，乡大夫宾兴焉。大学之法，自一年至九年，积日累月以验察之，然后升于司马以辨其材。”[43]按照《周官》的做法，只有在德、才两方面都经过长期考察而确有所长者，才能予以任用，因而那些取巧舞弊之人就无计可施，原形毕露。方苞以为汉代的察举制度与《周官》之法颇为接近，因此他主张恢复乡举里选之制。他说:“乡举里选之制复，则众议不得不出于公。”这样才能够选出真正的人才。针对反对者提出的推行此制度后，“或恐士皆饰情以乱俗”的疑问，他觉得不必过分担心。他相信教化的力量，矫情者开始是作伪，但“矫之久”也就“成性”了。另外，如果乡举里选之制“求以可据之实行，而论之以少长相习之人，犹未必其皆得也”，那么科举之制“乃用章句无补之学，试于猝然，而决以一人无凭之见，欲其无失也，能乎哉?”[44]两者相较，前者优于后者。

戴名世建议:“士苟有治一经而能贯穿乎他经，且旁证乎子史，可以见之于实用者，不拘常格，而优其仕进之路。”他呼吁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实用之才，应不拘一格予以擢用。另外，他比较古代乡举里选与近代科举的不同说:“古者乡举里选之设为诸科，以网罗天下之士，故谓之科目。近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45]主张仿照古代的做法，增设科举科目，扩大选拔人才的途径。乾隆二年，方苞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时，提出了考试的改革方案，可以说是戴名世的设想的一次尝试。他主张仿照朱熹《学校贡举议》，以《诗》、《书》、《易》附以《大学衍义》为一科，以《春秋》附以《通鉴纲目》为一科，以《三礼》附以《文献通考》为一科，一共三科分别考试，希望藉此简拔通经致用的真才。[46]虽然翰林院的考试不是科举，但翰林贵为清流，内阁九卿常常是从他们之中挑选，其考试的重要性和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28页。

[2]（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三《儿易序》，第81页。

[3]参见（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六《狱中杂记》，第709页。

[4]（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九《西邻愍烈女》，第244页。

[5]（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七《送黄玉圃巡按台湾序》，第196页。

[6]（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五《书泾阳王佥事家传后》，第122～123页。

[7]（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六《尚书说四·立政说》，第634页。

[8]（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六《尚书说四·吕刑说》，第637页。

[9]（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一《翰林论》，第4页。

[10]（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一《李斯论》，第6页。

[11]（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六《复张君书》，第86页

[12]（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十四《重修石湖范文正公祠记》，第232页。

[13]（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一《李斯论》，第6～7页。

[14]（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第561页。

[15]（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四《壬午墨卷序》，第116页。

[16]（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与陈密旃书》，第168页。

[17]（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第561页。

[18]（清）姚莹:《东溟文集》卷一《通论下》，第370页。

[19]（清）姚莹:《东溟文集》卷一《通论上》，第369页。

[20]（清）姚莹:《东溟文集》卷一《通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www.xing528.com)

[21]（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与陈密旃书》，第168页。

[22]（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四《书杨维斗先生传后》，第120～121页。

[23]王树民、韩明祥、韩自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忧庵集》第117页。

[24]（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六《尚书说四·立政说》，第634页。

[25]（清）姚莹撰，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康輶纪行》卷七《宋孝武帝改官制》，第198页。

[26]（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五《送蒋玉度还昆陵序》，第135～136页。

[27]（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五《送王序纶之任婺源序》，第140页。

[28]（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第557～558页。

[29]（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四《己卯科乡试墨卷序》，第94～95页。

[30]（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四《狄向涛稿序》，第87页。

[31]（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三《三山存业序》，第58页。

[32]（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五《赠刘言洁序》，第138页。

[33]（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四《吴七云制义序》，第109页。

[34]（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五《书韩退之学生代斋郎议后》，第110页。

[35]（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四《停云堂遗文序》，第52页。

[36]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0～63页。

[37]（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四《己卯行书小题序》，第109页。

[38]（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四《李潮进稿序》，第105页。

[39]（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第581页。

[40]（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第613页。

[41]（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六《复曹云路书》，第88页。

[42]（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十三《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铭》，第194页。

[43]（清）方苞:《礼记析疑》卷十九“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条，第98页。

[44]（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四《吴宥函文稿序》，第94～95页。

[45][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卷十一，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年）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02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46]参见（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七《赠石仲子序》，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