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生在康雍乾盛世，相信为政在人的戴名世、方苞对当时所谓的才士十分不满。戴名世痛斥他们只是些“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26]的势利小人，充斥着这样的“才士”的官吏集团只能是“自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不以为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所止。”[27]国家若无真正的人才，吏治自是无法清明，百姓的生活不免日渐困苦。更为重要的是，他痛切地感受到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就难以打破，困穷中的百姓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方苞对这种“自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的现象深有同感。他说:“臣少游四方，所至辄问守土之吏之为民利病者。无何而大病于民者，已列荐章矣；民所爱戴者，多因事罢黜矣。叩其故，则曰: 此富人也。非然，则督抚之亲戚故旧也。非然，则善于趋承诡法逢迎者也。其罢黜者，则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间有贪残而被劾，循良而得举者，则督抚两司中必有贤者焉，而亦寥寥可数矣。”这是地方官员朋比为奸的状况。中央也是如此，所议之事若为权幸之臣所提，则大家同声附和，否则就予以否定，至于保举推荐，则“半出私意”，全然不以国计民生为重。[28]这是方苞在写给乾隆的奏章中所描述的情况，他再怎么不通世故，应该也不敢有意夸大实情，故作惊人之语。
导致这种贤才匮缺现象的根源，他们都认为在于当时科举制度不完善。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他们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举业之文，务求适应科举考试之需，至于儒家经典之中的“精微义蕴，茫无所得其毫厘”，读书只为博取富贵利禄，而不管是否真正明白书中蕴含的道理，德之不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汲汲于科举之人，“举业而外，如古文辞，又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凡圣人之大经大法，而伥伥焉一无所知”。[29]不懂得“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等可以经世致用之学，才之不备自然在所难免。在戴名世看来，这种把读书只当作是学做时文的读法，根本不能称之为读书，但由此而“得高第为大官”者，“流俗之人相与艳羡之”，他们“亦莫不自以为功已立而名已成也”。[30]尤为甚者，这些人往往还与“座主、门生、同年、故旧，纠合蟠结，相依为声势，以蠹国家而取富贵”，[31]蛀蚀国家，营求个人富贵。因此，他感叹“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32]指出“欲得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33]认为不废除科举时文、改革科举制度，天下无以至太平。
方苞认为魏晋以来的选拔与用人制度都不能培养和发现真正的人才，尤其是科举制度。他说:“自魏、晋以还，尚浮言，别流品，而隋、唐益厉之以科举，于是乎学者舍其所当习，而骛于无实之文词。习于此者，斯以为贤；得于此者，斯以为贵；而先王之道郁不行者，越数百年。”[34]科举兴起以后，未得中者，汲汲于此以求功名；已得中后，安享于此而不再以学为意，中与不中，都不能使人致力于学，穷理尽性，不能成为方苞心目中知天理、通人情的真正贤才。
乾嘉时期，汉学兴盛，经义不为人所重。姚鼐说:(www.xing528.com)
士不知经义之体之可贵，弃而不欲为者多矣! 美才藻者，求工于词章声病之学；强闻识者，博稽于名物制度之事。厌义理之庸言，以宋贤为疏阔，鄙经义为俗体。若是者，大抵世聪明才杰之士也。国家以经义率天下之士，固将率其聪明才杰者为之，而乃遭其厌弃。惟庸钝寡闻，不足与学古者，乃促促志于科举，取近人所以得举者，而相效为之。夫如是，则经义安得而不日陋?[35]
“聪明才杰之士”不屑为科举时文，而甘愿为之者，只是些“庸钝寡闻”之人，这必然使得本就弊病丛生的科举制度雪上加霜，更是难以造就有用之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