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实施助力民生发展的介绍

姚莹说:“古之立教者，皆非无为而然也，相其时而救之。”[29]梅曾亮也说:“先王之制，因俗而为教，从欲以为功。”[30]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前期桐城派常常根据情与势的需要，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建议，希望达到既能维护国家统治，又可以改善民生的目的。

首先，他们反对苛征，主张赋敛有度。

方苞认为:“耕夫终岁勤动，谷始登场，廪无余粟。织妇宵旦苦辛，身无完衣。浮淫之人，则安坐而享之。”这种因苛征导致的农夫终岁辛苦而生计仍无着落的现象，很不公平，违背天理，因此，每当发生大乱，“遭杀戮蒙垢污者，皆通邑大都雄镇之贵家富人；荒村小聚，瓮牖绳枢之细民，免于难者，十常八九，天之道也。”[31]这是上天因社会的不合理而实施的惩罚，是天谴。由于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方苞坚持征收赋税要合乎经济规律，反对苛征。他批评为后儒所称颂的唐代李翱的《平赋书》道:“其为说亦捃摭《春秋传》、《周官注疏》以为端绪，而其归宿则大谬于圣人。”因为按李翱的主张，“一亩之收，无水旱以一石为下则；而百里之赋，粟至三十四万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万五千匹有奇”，虽“吴、越上腴，横征暴敛”，也不可能达此数目。李翱违背圣人之法而不知，还标榜自己是“复古而为十一之征”。他庆幸李翱之说因其人微言轻，“自唐以后，无取而施用者”。[32]

在奏请改定征收地丁银之期的札子中，方苞痛陈当时制定的“四月完半，十月全完”的规章之害，“盖自三月至六月，正农民耕田、车水、刈麦、插秧之时，举家男妇老幼杂作，兼雇闲民助力，尚恐后时；乃令奔走乡城，经营借贷，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夺其时力，为累大矣”。况且此征收之期“正当青黄不接之时，而开征比较，典当无物，借贷无门；富豪扼之，指苗为质，履亩计租，数月之间，利与本齐”，以至于“虽遇丰年，场功甫毕，而家无担石，不厌糟糠者，十室而七也”。这完全是因为制定此期限时，只考虑到征收便利的需要，“岁有饥荒，四月已征其半，则此后征收为易”，无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和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因此，他建议将期限改为“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33]以与实际相符合，既无损税赋收入，又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困苦。

姚莹认为:“自古善谋国者必固其本，故保民而后有赋，保商而后有税。世安有民穷商困而赋税能长盈者乎?”只有赋敛有度，民富而后才能国昌。他任淮南监掣同知时，改革盐务，卓有成效。他分析盐务之弊说:“昔人以财为悦，先私交而后公义，进于内者惟恐不盈。朘削脂膏，搜剔骨髓，泛泛然有所不顾，是以商力竭而运库空虚。”由于敲骨吸髓的压榨，商穷而后盐务也就无以为继。因而他主张“急公义而绝私交，取于下者必量其力，裁革浮费，减轻课本，亟亟焉培养不遑，是以商渐裕而运库充实”。[34]廉洁奉公，削减浮费，让利于民，盐商富裕后，国家赋税自然有了着落。他介绍自己治理台湾的举措说:“除患必先固本，惟有躬行俭约以清治源，裁减各属供应、去其陋规之甚者以纾官，力撤辕门差事，一切署中自备，革去道役例差之病民者，停诸工作、兴举之科派勒捐者，以苏民困。”[35]尽管这段文字非常简约概括，我们还是可以想见当时普通百姓身上的负担之重，同时也能体会姚莹解救民困、实心求治的急迫心情。

其次，他们注重运用法律手段保障经济措施的推行，从而改善民生。

方苞建议山东巡抚李觉庵围圩造田，认为此事可“先使富民试之，豫为奏请，坚明约束: 有能开地为圩者，便与为世业，可私买卖，敢以故籍争者，重罚之。土熟二十年，而后薄征其租赋。苟一人得其利，则继者不召而麇至矣”。[36]给予围圩造田者一些优惠，并运用法律保障其真正享有这些实惠，以激发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吸引他们自发参预围圩造田活动。

针对当时山林川泽无人养护之弊，方苞建议国家颁布法令进行整治。

俾督抚严饬州县，专委佐贰官分界管理。凡业主乡居者，督令自勤树畜；而其居城镇及他州县者，令业主出本树畜，而佃户严为守护，分其渔樵之利。佃户窃取，业主讼之，官必究。他人盗窃，佃户讼之，官必究。小有争，则乡约保长平之；既成讼，听之务得其平。[37]

在建议中，他提出应分别规定上自督抚下到佃户的职责，从法律上分清业主和佃户各自的权利、义务，从而达到开发、保护自然资源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一举两得的目的。

梁启超讥刺方苞说:“他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以殖财为事，和乡人争乌龙潭鱼利打官司。”[38]梁启超的说法来自《永宪录》，查原文:“苞后告归，惟以殖财为事，菲薄科目，讥刺时政。至与民争乌龙潭鱼利，举其生平而尽弃之。”[39]根据方苞对于养护山林川泽的主张，他的打官司之说虽仅见于《永宪录》，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不过，孔子也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若是方苞对乌龙潭有养护之力，而“佃户窃取”的话，方苞告到官府，也无可厚非，不可以与健讼、争利相提并论。联系《永宪录》上文对方苞“菲薄科目，讥刺时政”的指责，可见作者与方苞的政见不同，他的这条内容不详的“争利”说，不足以作为方苞品行有亏的证据。

最后，他们主张因民所欲，设立法制。

保甲之法历来被认为是缉捕盗贼、保境安民的良法，但天下没有无弊之法。姚莹认为保甲之法用于北方或许有效，然而“行之不善，民间已多病之”，如若将其用于东南各地，则更不适宜。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南各省地形复杂，盗贼容易藏匿，而且这些地方民众聚族而居，向来就非常强悍。他们“匿凶慝，常临以兵役数千，不能得一罪人”，如今“欲比次其户，著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入、生死、迁徙，具报于官，恐愚顽之民未能若是纷纷不惮烦也”。[40]对于保甲之法不顺人情之弊，方苞也深有体会。他说:“铺设总甲以稽窃贼，而为贼谋生；江置汛地以防大盗，而为盗窟；宅里立乡约保正以息争察讼，而斗辨繁、壅蔽生。”[41]制定法令的本意不是不好，但法令若是不切合实际，则反为民害。

针对东南地区的地理、民情，姚莹因势利导，对保甲法予以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利用原有的宗族组织，“召集各社家长予以条约、教告及族正、副家长信记，使各自注列名藉，不假胥役。社大者，分设家长、房长，而以族正、族副统之。社小者，但有家长、族正而已”，家族内的大小事务由家族自治，如有不服从管理者则缚送官府处置。家族地界内如发生劫案，则责令“家长、族正以赀偿客，然后捕贼”，捕获了盗贼后，免于赔偿。官府按时派人督察，令家长出状担保“不敢容藏贼匪”。督察者的饭食由官府承担，以防他们滋扰百姓。若是“出状而有事，则惟家长是坐”。很快，姚莹治下“各社一清，宵小无敢容匿者”。[42]姚莹发挥家长、族正熟悉地理、民情的特长，利用他们事实上也希望境内安宁的愿望，赋予他们自治权，令其承担绥靖地方的责任，同时杜绝了胥吏既不能办事又为害百姓的弊端，安民而不扰民，效果显著。

梅曾亮以为当时奸民之所以能以“教”为名，裹挟百姓为害四方是因为:“夫民所乐趋之事而不为利导之，草野之间，必有因民之欲窃吾意以售其奸者。”先王教化之法遭废弃后，百姓终年劳苦而无以为乐，从而使奸民得以施展利诱的手段。因而他主张兴复一些诸如“乡射、大傩、都肆乡会”之类的古法，从而达到“使民回易耳目，震荡血气，阳遂其鼓舞之情，而阴辑其静而思骋之意”的目的。[43]因民之欲，既消耗了他们的血气之勇，又可安静其心。

梅曾亮相信:“圣人立法，不恃人之自然而然，在吾法有以助其不得不然。”因民之欲，不只是一味地顺从人们的欲求，更须善加引领。他认为当时州县官员“荡荡然若无所事，非不欲事事也”，由于受成例制约，“虽事之万全无害，而苟其倡议行之，则文书之上薄者有六、七级之上官以临其下，即有六、七级之胥吏以挠其下，此合彼牾，往返旷日，迫切成过误，功不收而罪集”，各方牵制太多，即使是有才有力的州县官员也难以有所作为。虽然立法的原意是为了“钳制不法之吏，使不得妄有为作，以困苦百姓”，不能说是不善，但实际效果却是“其权足以扰良善，而不足以惩奸邪；可以为弊，而不可以见功”，因而他以为必须改变州县官员这种“无权”的状况，使他们能够顺情遂意，尽展所能。其法是“使为州县者，课最而入之为御史，如国初之制”。这样做的好处是“夫御史，雄职也，而患其言不合事情，使之经历州县，则更事多而少窒碍；州县，外吏也，彼知得入为京职而不限于资格也，则精神生而大吏不得以相困”。[44]既使州县官不因顾忌太多而不敢放开手脚，又使御史能周悉民情，更好地尽其言责，各得其宜，两全其美，利国利民。为了使地方官能安心办事，他还建议:“使小臣之事统责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于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之加必自贵者始。”[45]希望能形成权大则责重、位轻则责薄的权责相当的合理局面，解除官员办理实务的后顾之忧。

[1]（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三《李太常案牍序》，第48页。

[2]（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三《李太常案牍序》，第48页。

[3]（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十四《抚盗论》，第384～385页。

[4]（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与孙司寇书》，第151页。

[5]（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与某公书》，第170页。

[6]（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十二《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第344页。

[7]（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卷十五《送大兄之官黔中》，第549页。

[8]（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卷八《伯兄奉之先生墓志铭》，第273页。

[9]（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诗集》卷二《述怀》，第454页。

[10]参见（宋）蔡沈注:《书经》卷四《酒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3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11]（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五《尚书说三·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说》，第630页。

[12]参见（宋）蔡沈注:《书经》卷六《吕刑》，第132页。

[13]（清）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六《尚书说四·吕刑说》，第637页。

[14]沈家本著，张全民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15]（清）姚鼐:《惜抱轩笔记》卷一“金赎”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下引此书同此版。(www.xing528.com)

[16]（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后集》卷八《赠朝议大夫户部郎中福建台湾县知县陶君墓志铭》，第375页。

[17]（清）姚莹:《东溟文集》卷四《再上孔兵备书》，第415页。

[18]（清）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柏枧山房文集》卷一《刑论》，第13页。

[19]（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诗集》卷二《述怀》，第454页。

[20]（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七《胡以温家传（代）》，第216页。

[21]（清）方苞:《礼记析疑》卷五“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条，第49页。

[22]（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十二《吏部侍郎姜公墓表》，第340～341页。

[23]（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与安溪李相国书》，第142～143页。

[24]（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后集》卷八《吉州知州喻君墓志铭》，第368页。

[25]（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卷十《张逸园家传》，第143页。

[26]（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七《浮梁知县黄君墓志铭》，第350页。

[27]（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九《奉政大夫顺天府南路同知归安沈君墓志铭》，第391页。

[28]（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后集》卷八《朝议大夫临安府知府江君墓志铭并序》，第366页。

[29]（清）姚莹:《东溟文集》卷一《罪言》，第372页。

[30]（清）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柏枧山房文集》卷四《西招图略书后》，第83页。

[31]（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八《教忠祠祭田条目》，第768页。

[32]（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五《书李习之平赋书后》，第114页。

[33]（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一《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札子》，第537页。

[34]（清）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六《复陶制军言盐务书》，第532页。

[35]（清）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六《与毛生甫书》，第536页。

[36]（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与李觉庵书》，第172页。

[37]（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第534页。

[3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9页。

[39]（清）萧奭撰，朱南铣点校:《永宪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4页。

[40]（清）姚莹:《东溟文集》卷四《与倪兵备论捕盗书》，第411页。

[41]（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六《与安徽李方伯书》，第142页。

[42]（清）姚莹:《东溟文集》卷四《与倪兵备论捕盗书》，第411页。

[43]（清）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柏枧山房文集》卷一《民论》，第3页。

[44]（清）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柏枧山房文集》卷二《上汪尚书书》，第24～26页。

[45]（清）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柏枧山房文集》卷一《臣事论》，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