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审判与定罪原则——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顾念同形生，安可欲之死。苟足禁暴虐，用威非得已。所虑稍刻深，轻重有失理。文条岂无说，人情或不尔。”[19]刑罚本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作为司法官，应该深究案情与法理，力求使判决既不悖法律的规定，又符合情理。姚鼐的审理案件应力求法与情二者兼顾的主张是前期桐城派的共同心声。

戴名世非常赞赏清初江西乐安知县胡以温对两个案件的处理:“县有巨豪杀人，前县不敢问，至是持千金来赂，却之，竟抵其罪。邑子有为不善，其族之人诣县诉之，请置之死，乃召邑子来，先晓譬以大义，邑子悔过谢罪，竟自新，其族之人皆大悦。”[20]豪强倚势杀人，罪大恶极，胡以温坚决予以制裁，惩恶扬善，以警诫后人。后生滋扰族人，他晓之以理，喻之以情，使后生认错悔改，既挽救了本人，又敦厚了风俗。若依法惩处，固然可以息忿，却不能周全人情。

方苞说:

轻重曰序，制刑之差也。浅深曰量，犯法之情也。比如《吕刑》上下比罪之比，法无明条，则或上或下比附而成之。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所以轻重浅深，事与罚得相丽也。自晋、郑制刑，秦、汉造律，意论慎测，无所用之，而吏胥假律例以售其奸，典狱者莫能正矣。朱轼曰:“五刑之属三千，皆为无恩无义者设。”恩莫亲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以是二者权衡所听之讼而定其刑，刑无不平矣。[21]

方苞深知胥吏或者规避法律帮人脱罪，或者藉法生事为害百姓的种种手段，因此他赞赏先王在审察情理后原情定罪的做法，认为后人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度之以情，絜之以理，从而做到下无遁情而刑罚必中。(www.xing528.com)

方苞的乡试副主考姜橚始任麻城县令时，有劫盗案发，他禀告上司说:“此剧盗也，虽以窃闻，获必歼焉。”得到同意后，姜橚将捕获的九名盗贼“即日杖杀其七，余毙狱中”。按照律令的规定“凡劫盗不时获，守土者夺官”，因而“吏皆讳盗而苛责被劫者，诬污拷掠，困辱过于失财。由是被劫者例以窃报，虽捕获，终无死法；苟置之死，监司以上转得持短长。由是盗益逞，民益蹙”。由于法律制定得不尽合理，官员怕承担责任而讳劫为窃，使盗贼轻易逃脱了应得的法律制裁。姜橚作为一名县官，自然不能通过制度上的改革来杜绝此弊。因此办理此案时，他没有拘泥于形式上的合法，而是为了实质正义，采用变通的办法将罪犯处以死刑。方苞颂扬说:“自是终公任，境内皆宴眠。”[22]对姜橚依情理而断的果敢行为给予肯定。

对于有官员奏请朝廷追查亏空一事，方苞劝说大学士李光地务必强谏制止此议。亏空确是实情，方苞也知道果真追查，则“旬月中，故吏诛戮者数千人，械系而流者数千家；期年之内，天下郡县承追之吏，夺官者十八九”，可见该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依法追究问责不无是处。然而如果推原情由，这样做则很是不妥。多数官员亏空是因为“困于公事采办与大吏之诛求，其坐骄奢不节者，十无一二焉”，数十年来，执法者虽明知其弊也不便于整治。如今若是“操之太蹙”，那些官员“必巧法别取以求自脱”，从今往后，“愚民得安其生者鲜矣”。[23]亏空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若径予惩处，看似于法有据，实则累及无辜，而且最终定会大大殃害百姓。因此，方苞觉得于情于理，对亏空一事，还是网开一面，不予追究为好。

姚鼐以为察狱贵在“能尽其聪明，究其情曲；又婉喻理义，使之心服”。[24]案件的情节千差万别，司法官必须通达人情世故，才有可能不被表面现象蒙蔽，洞察案件的隐情，从而作出适当的判决。姚鼐曾记下一个罪犯故意设局栽赃良吏的案例。乾隆时顺天府南路同知张若瀛，辖区内“多回民，久聚为窃盗，不可胜数”，在他严厉打击下:“盗畏之甚，乃使一回民伪来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盗也。’及捕之至，即自首‘某案己所为盗，有赃在京师礼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礼拜寺，则反与哄斗。至刑部讯，以某案事与此人无瑕，以君为诬良，议当革职。”此案中的盗贼虽然奸猾，但揆情度理，也不是没有破绽。据说奏报后，皇帝“疑部议不当，召君，令军机处覆问，减君罪”。[25]这不是皇帝格外圣明，而是刑部官员不愿费功夫追查隐情，因而才无视情理而不察。这正可谓:“事纠乱者，非必难察，由吏不尽心，惰玩致也。”[26]藁城百姓就有幸遇上了这样一位既明察事理又愿实心办事的好官。“藁城尝被灾，吏散赈不善，饥民怒噪，欲死其令。省中或议以兵往，君谓必不可，自请单骑往谕，散其众。入城摘令印，坐厅事决胥吏数人。定其赈事，一县遂以帖然”。[27]砸破了几个既得利益者的饭碗，挽救了众多刀下冤魂，一场大祸就此消弭。

情理能激发人们内心的良知，从而使人心悦诚服。姚鼐相信审理案件时若能善用情理，可以达到刑期无刑的良好效果。“有兄弟以财讼者，君为言骨肉之谊，其辞痛甚，言未终，讼者泣涕求罢讼，复于好”。[28]兄弟争财，有时可能就是因一时之气而相持不下，要是譬之以情，晓之以义，使双方都作点让步，言归于好完全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