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与情理的结合——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明代丘濬说:“德、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政之道，皆不外乎此。”[52]古人认为社会治理的方法不外乎德、礼、政、刑四个范畴。朱熹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53]他以为德、礼、政、刑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鉴于后世专以政刑治人的现实，他特别强调德礼的功效，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

前期桐城派秉承礼法之治的传统，礼、法兼用，而尤为注重发挥德礼的教化作用。

首先，他们强调以礼教为本。

戴名世以为礼教比单纯的法制优越:“先王之世，道德一而风俗同。浮世徒令科条虽具，而近在郡国已不能尽遵，况遐荒僻壤乎。”[54]徒恃法令，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无论它制定得多么严密，也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他主张法律也是实施教化的需要:“昔者先王治天下也，其为教也甚详……又惧民之不率也，于是乎有士师之官，有流宥之刑，制其轻重，别其科条。”[55]方苞也说:“昔先王以道明民，犹恐顽者不喻，故以‘乡八刑纠万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刑随之。”[56]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先王制定刑罚是为了惩治不服教化之民，以辅助礼教的施行，不以单纯的惩罚为目的。

方苞标榜德礼的教化作用，反对严刑峻法。他说:“所以养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于礼。”认为如果疏于德礼之教，“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恶，其乱百出，而不可禁御。”[57]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即使政刑再严，也无法制止动乱的爆发。他总结秦亡的教训道:“悬法以驱民于死，其势甚逆，然秦人行之数世，则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领也，若性然。”[58]然而，徒恃严刑峻法，虽可以使百姓一时屈服，但不会长久顺从，因此，“大败天下之民俗未有如秦，而君臣身受乱亡之祸，亦未有如秦者”，[59]秦人最终自食苦果。只有“教化之行，其显者渐民于耳目心志之间。其微者足以赞化育而密移于性命之际，董子所谓‘陶冶而成之者’是也”。[60]通过教化，陶冶民性于无形之中，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现长治久安。

姚鼐秉承儒家传统，力主德主刑辅。姚鼐释《尚书·梓材》说:

成王之告康叔，以为邦君之任诚重矣。苟非身尽其职，何以俾其臣下效法而不敢懈哉? 君能敬劳，臣始敬劳。君苟不以政事为勤，奸宄、杀人、历人者，皆得宥纵，则臣下亦肆为宥纵。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尚足以为国乎? 故身不容不端，而法不容不慎也。于是康叔乃复曰:“王之启国命监将使治民，无戕虐，敬寡属妇而容畜之，岂徒区区法令而足以为治哉! 且必王能仁民而时忧其曷以养恬之，而后邦君御事效焉。自古王皆若兹，能若兹矣，则监国者不必刑辟人而固已治矣。”[61](www.xing528.com)

成王告诫康叔为君应以身作则，勤于政事，有罪必罚，其辞固然不为不善，但康叔认为不能徒恃法令以治国，因而进谏劝说，君王若能怀德爱民，实行仁政，就可以刑罚不施而天下治。姚鼐以为解释经文应是:“人各据所得，以待天下后世论其当否，吾之不必徇古人，犹后人不必徇我也。”[62]可见，他的解说不见得完全是经文之意，也会融入他自己的思想。从他对《梓材》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坚定的德治主张。他甚至说:“观于礼与刑官之劳逸，而天下治乱之甚否，其可知与!”[63]德礼之教，行之有效，天下太平，刑罚运用必少，刑官当然也就清闲了。

姚莹认为:“法者，圣王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止辟而已，而不变己甚。”[64]坚持礼教为本。管同也批评秦人忽视教化的错误做法:“今夫善防民者，亦顾其教养如何而已。舍教养而防以法禁，如秦人者，其所见与儿童何异?”[65]认为舍弃了教化，社会治理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前期桐城派虽重视礼教，但并不否认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戴名世批评明成祖推行了一些足以导致明亡的弊政，但明朝“犹历二三百年而后亡者，太祖之功德与其他法制之善，犹有相维者也”，[66]对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善制，在维护明代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特别不满于明代的廷杖，说它是“奄人所用以杀谏臣而威制外廷者”，“人主不悟，乃自坏万里长城”，[67]对恶法所具有的巨大危害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姚鼐也肯定了法制的作用。在持所谓正统的儒家思想的人眼中，荀子隆礼重法的王霸统一的学说是有异端倾向的，也常常受到批评。方苞对荀子不很推崇，认为其著作中有“悖者、蔓者、复者、俚且佻者”，曾对《荀子》进行删削，“芟薙几半”[68]，但姚鼐却以为“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显示了他对荀子重法思想的认同，也体现了他对法制的认可。对于王安石变法，后世批评很多，姚鼐为之辩解道:“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学，建熙宁新法。其后章惇、曾布、张商英、蔡京之伦，曷尝学介甫之学邪?而以介甫之政亡宋，与李斯事颇相类。”[69]认为北宋灭亡不是王安石的过错，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积极评价。姚鼐对法家的定法立制之功大加赞赏，他说:“申、商明君臣之分，审名实，使吏奉法令而度数可循守，虽圣人作，岂能废其说哉?”[70]即使是圣人治理社会，也无法舍弃法制的手段。

面对大乱已起的大清王朝，姚莹坚持教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法制的作用。他说:“圣王在上，网漏吞舟之鱼，然未尝废网不用。武侯治蜀，用法颇峻，而蜀人百世怀之，子产称众人之母而铸刑书，此其义至为深远，非浅见俗士习妇人之仁者所能知也。”[71]又说:“《书》云:‘威克，厥爱允济。’又曰:‘刑乱国，用重典。’揆之于今，适有相类。昔王阳明以理学大儒亲讨藤峡诸贼，威振一时，民以绥辑。”[72]他认为即使是圣人治理社会，也不可能废弃法制而不用。他以诸葛亮治蜀、子产铸刑书以及王守仁镇压盗贼为例，说明他们审时度势，适时适当地运用了法律的惩罚手段，既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也无损于儒家思想的原则。他批评那些囿于世俗成见而盲目追求仁政的做法是妇人之仁，没有远见，也无益于事。姚莹主张“与民同好恶”的为政理念，但他强调他的“与民同好恶”、“非为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而是“其民既浮动而好事，非严重不足以镇靖。锄强除暴，信赏必罚之谓严。事有豫立，临变不惊之谓重。威以震之，恩以结之，信以成之，大要尽于此矣”。[73]在以恩、信施惠于民、取信于民的同时，不放弃威严的强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