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理：礼法与情理结合

《大学》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在家族观念十分强烈的古代，家既是人们赖以成长最初的环境，也是他们践行圣人之道，牛刀小试的场所。为了家族兴旺，福泽长久，也为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古人非常关注家族之治。在这一方面，前期桐城派中以方苞的设想最为典型。

明末战乱，方苞祖父迁居南京，成为自桐城本家分离出的一个支系。方氏虽为桐城望族，但方家迁居南京后，家道中落，甚至“旬月中屡不再食”，[26]经过方苞兄弟，尤其是他自己的努力，家业复振。另外，方苞友爱兄弟，谨守礼法。其弟、兄相继早逝，他是本支中最有声望的长辈，精于礼学的他当然要为家族的长远发展而殚心竭虑。

首先，订规立约，维护五伦。

维护宗法制。方苞坚持:“宗子非有大过不废，废则以子承；无子，支子以序承。虽有贵者，别为小宗，不得主祭。”[27]希望通过维系大宗的地位以达到收族的目的。他明令子孙说:“道希之世嗣，当为百世不迁之宗，虽有异爵者，祗事焉。”[28]尽管贵显，而且方氏这一分支实际上也是因他而兴，但他恪守礼制，坚定地维护兄子道希的宗子地位。

严格规定丧祭之礼。宗子虽贫，“宅左右必别为三室”，供奉先祖，岁时祭之。他认为“祭不斋，无以交于神明。丧不异居食，则衰麻哭泣，皆作伪于其亲”，因而制定《家则》:“食饮、衰服，或因事而权其宜；惟御内之期，自缌麻以上，必以所推为断。”[29]强调要遵守丧祭守斋的礼规。

严守男女之别。他觉得“礼之败，多由与私亲男子时相见”，因而约定:“凡来妇者，父母殁，不得归宁。非远道，还母家，毋过信宿。其亲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至吾家，相见于堂，食饮于外。从兄弟、母之兄弟，相见于外。嫂叔礼见，惟吉凶大节，同室相纠察，有失则者，男妇不得与于祭。”[30]方苞并非无情之人，他对妻儿、兄弟、姐妹、子侄可以说是情深意重，不过，“昔圣人之制男女之礼也，皆以禽兽为防”，[31]他相信情应以礼节之，故而制定了这样在今人看来尤其严苛的家规。

申明同居不异财的规定。方苞深知同财不易做到，“虽期之兄弟不可保，况小功以下乎”?[32]因而只要求大功以上亲属同财共居。后来，他又作了些变通:“吾子孙之以大功同财者，苟不能同爨，则均其岁入，而各私为奉养。丰年存十之二，俭岁十一，公贮之以备丧葬婚嫁；犹愈于离居析产，不肖者甘荡弃，而兄弟不得问也。”[33]兼顾了实际情况与礼制的要求，尽力从经济上保障亲族之间的联系。

提倡孝亲节俭。方苞曾严厉训斥不孝顺父母的亲戚家子、媳说:“凡为人子，暱其妻而不责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与娼女交而望其孝于吾父母者乎? 凡为人妇，暱其夫而不顺于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而致其孝于估客之父母者乎?”他不怕得罪人，一向是对所亲之人要求甚高。不过，他律己更严。他郑重地将这段话编在《家训》里，而且强调说:“子将娶，则审以喻之。”方苞清醒地认识到:“劫辱系虏，斩刈无遗者，则皆通都大邑缙绅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盖有确然不可易者矣。”骄奢淫逸的生活、残酷的奴役与剥削不合乎天道，必然会招致报应，因此他强烈反对家人不事生产，过分役使奴仆，希望能保持“敝衣粗食”的俭朴家风。[34]

督责族人尽职守法。方苞规定:“居官以阴狠致富，虽幸免国法，不许入祠，宗族共屏弃之。非其罪而罹凶害者，虽罢斥，祭仍从其爵。”鼓励族人忠于国事，尽职为民。“生监与闻外人户婚、田土事，出入公庭；庶人不勤力治生，酗酒赌博，不许入祠，挞三十，丧疾费不给。充书役、皂隶及为舆台，亦如之。实心改悔，十年无过行。合族公议，许拜小宗祠。”[35]族人凡擅自涉及词讼、品行不端、从事贱役者，都要受到家规的惩处。

设立对违规子孙惩罚的措施。方苞规定:“子孙有犯者，宗子及房长缚至祠右敦崇堂，挞如数，随注籍。罚必行，不许入祠。有桀骜不服罪者，即抱祠禁质于公庭，以不孝治罪。”[36]宗子及房长负责执行对违规子孙的惩处，如有不服管教者，即送交官府请求治以不孝之罪。

其次，设立祭田，济弱扶贫。

在继承祖产的基础上，方苞努力增添新的田产，设立祭田。规定祭田收入的分配办法:“吾家祭田，营宅兆，供岁祀；有余，量给不能丧葬者；有余，以振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有余，以助贫不能受学者；有余，春粜而秋籴之，累其资以广祭田。其怠于作业而贫窭者，不得告贷。”[37]祭田收入，不作平均分配，不得用以接济因为懒惰而穷困的族人。为了保证族产确能为族人所用，方苞提出只准用自己个人的收入而不得将家族公产周济外亲。若是遇上“丧葬不举，急难无告者”，“竭妻子之私财”还不够这样特殊的情况，才能在与其他兄弟商议后适当予以救助。[38](www.xing528.com)

姚莹在福建做县令时，积极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宗族组织，辅助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召集各社家长予以条约、教告及族正、副家长信记，使各自注列名藉，不假胥役。社大者，分设家长、房长，而以族正、族副统之。社小者，但有家长、族正而已”，建立起完备的家族管理体制，以官府为后盾，支持家长、族正自主管理家族内部事务，同时也付与了他们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收效明显，很快，姚莹治下“各社一清，宵小无敢容匿者”。[39]

最后，提倡礼教，重视教化

人性本善的信念、重礼的主张使得前期桐城派非常重视礼教，致力于推行教化。

戴名世认为“天下无不可感之民，无不可格之主，顾立身行己何如耳”，[40]相信通过大力表彰忠孝节义之行，一定可以陶冶世风，化民成俗，使礼教昌明，天下致治。在提出的治理红苗地区的建议中，他主张在苗疆应“示之以君臣上下之礼，颁之以冠昏丧祭之制，立之以党庠术序、旌善罚恶之法”，反对那种名为“羁縻”，实则弃之不治的做法，以及“利苗之所有，常无故入其境，夺其牛马”的只顾掠夺的不义之行，坚持推行以礼教为主的王道，这样“百年之内，仁渐义摩，德威并布”，才可以“次第而郡县其地”，[41]使其心悦诚服。

方苞对礼教的作用更是信之尤笃。他相信《传》所说:“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三代之人，“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远于人道者也。”因而能“繁祉老寿，恒数百年不见兵革”。[42]“幽、厉以后，诸侯、大夫僭逼，天下、国家不可得而正矣。然究其源，则由天子坏法乱纪，而后诸侯僭于天子；诸侯君臣为谑，而后大夫逼于诸侯。其致乱之由，因不能示之以礼，则拨乱之道，亦惟礼可以已之。”[43]他深知春秋时期诸侯、大夫僭乱不已是由礼崩乐坏而致，要想拨乱反正就非推行礼教不可。然而，后世之人往往背弃天理、迷失本心，礼教难行。他们“所尚者机变，所急者嗜欲，薄人纪，悖理义，安之若固然”。因而方苞深以为忧，他相信若是沦落到“人之道既无以自别于禽兽”，“政法与礼俗尽失”的境地，人与人类社会必将“为天所绝”，遭到天谴，而“非芟夷荡涤不可以更新”。[44]

至于推行礼教的方法，方苞以为莫善于周朝实施的教育体制。他说:

“教学之法莫备于周。凡有地治者皆兼教事，不独师儒也；虽农工商贾，少时皆受小学于里塾，不独秀民也。是以无人不明于伦理，而仁让之心易生；无事不为之制防，而邪恶之涂自闭。故化民成俗，其本由于圣人之德化，而谓专由于学者。文武周公之德化，至昭穆而不能承矣，而赖其礼教以相维持者，且数百年。东汉及前明之衰政乱于上，而义明于下，以其开国之初，君臣上下皆知教学为治本，而积为礼俗也。”[45]

按照周制，实施教育的主体众多，教育的对象范围广泛，教化当然可以全面施行。周朝因教学得法而礼教完备，所以享国数百年。东汉以及明朝的开国之初，君臣上下皆知施行礼教，养成了较好的风气，纵然后来政局混乱，王朝还是得以延续。

另外，尽管《礼记·学记》说“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认为亲近贤能的教化作用不是很大，方苞还是以为亲贤是推行教化非常重要的手段。他分析道:“端人正士，非不知其贤也，以其防己之欲而不能亲；便嬖侧媚，非不知其贱也，以其便己之私而不觉相信。此民所以失其亲上之心，而视教令为具文也。”[46]亲小人而疏贤人，就会使百姓感到失望。无论实施教化的制度多么完善，也无法令人信服。

姚鼐也非常注重礼教的作用。他说:“夫以无欲为心，以礼教为术，人胡不宁? 国胡不富?”[47]“夫使乡里多善人，则天下之治无可忧矣”。[48]加强礼教对人心的诱导作用，使人心向善，天下自然安治。他认为:“夫吏临所治，安氓俗，颁政教而已。”[49]因此，他称赞孟县知县鲁鸿:“在职重乡约长，必慎择清谨畏法者，而稍礼貌之，又重奖其尤善者。告上诫下，一以忠信，故事举而民不扰，下情达而上官乐从。”[50]鲁鸿以礼教治理地方，事务处理妥当，上下安然。姚鼐推崇国家的封赠制度，他说:“国家定制: 一品官封赠三代，得及曾祖父母，而又有特令，官未至一品，而愿以己身及妻应得封典，特乞貤加及曾祖父母者，呈请部臣奏闻而诏命焉。盖所以伸人子孙追远事亡之至情，又以示士有积善者，或远或近，期必蒙报于后世，此又圣朝锡福之广，所以劝天下之为善也。”[51]这样的规定有利于维护伦理关系，体现了“亲亲”的礼制原则，因而得到了他的大力颂扬。

桐城派激烈抨击科举之弊，就是因为它没有起到应有的教化作用。科举考试的本意是想让生徒在对儒家经典的长期学习中潜移默化，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写作中用心揣摩，从而培养出知礼、守法、有用的人才。然而现实却令人失望，多数人为了博得一举，只知迎合考试的需要，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没将圣贤的教诲放在心上，因而教化育人变成了一句空话。汉学是以经学研究之实来弥补理学之虚，没想到它最终使人沉迷于名物制度的锱铢必较之中而不可自拔，成为一种新的空虚无用之学。姚鼐及其弟子们之所以对汉学大加挞伐，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汉学这样的做法依然也无法实现教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