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与情理的结合——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朱熹说:“敬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13]朱熹此语真可谓是前期桐城派诸人的写照。他们学礼知礼，深悉礼义，心甘情愿地按礼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方苞从少时学礼之始，就谨记其兄的训导:

汝口诵其文，必心惟其义。凡《曲礼》、《少仪》、《玉藻》、《内则》所载，不独事父母、君师也，即长幼、朋友、宾客往来酬酢，少不由礼，则于心不安，而人情亦不能顺。故张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事非仁。”又曰:“仁，体事而无不在。”不知此，则虽能记诵，不可谓之学礼。”[14]

强调只有用心体会，有得于心然后发之于行，才能算是学礼。徒记文辞而不能付之实施，学了也等于没有学。

方苞自身持礼极严。他孝事父母，其父称赞说:“吾体未痛，二子已觉之；吾心未动，二子已知之。”他兄弟友爱，不违先兄遗命，死后兄弟三人合葬。他以直道对待朋友，于朋友有信。确如后人所评:“生平言动必准礼法。”[15]他说:“不惟宗庙、朝廷、闺门、乡党之际会，非礼有常经，不敢轻动也，即寻常无事，一举足、一发言，非理所当然，亦不敢动，必如是而后谓之致礼以治躬。”[16]正因为他视礼为理所当然，所以才能自觉严格遵行而不以为苦。

即便如此，他还反省说:

人终日之间，偶有一念之猜忍，一念之自私，其于君亲朋友偶有一念之欺伪，是此一刻已怀禽兽心矣。虽正人君子而不学，则终日间或未免为数刻之禽兽；合一月计之，则为禽兽者数日；合终身计之，则为禽兽者数年。在正人君子且不免此，而况余人乎

戴名世说他听闻此语之后，耸然汗下，能够耸然汗下，当然也是心有戚戚焉。马其昶认为戴名世“尤喜推大忠孝之节”，[18]道不同不相与谋，作为方苞的挚友，他与方苞在信礼而笃行上是一致的。

《礼记·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 坊民之所不足也。大为之坊，民犹踰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姚鼐不赞同礼的目的在于防民的说法，认为《坊记》篇没能尽得圣人言礼之旨。他说:“因乎天地而当乎人心者，圣人制礼之本也。”虽然礼实行以后，“可制天下嗜欲淫僻之失，而圣人亦未尝不以人嗜欲淫僻为虑，而豫防其流”，[19]但这只是圣人制礼带来的副产品，不是根本之所在。圣人所制定的礼合乎天地生养万物的公心与人心之所同的情理，只要人心没有迷失，保持人之为人的本性，礼不仅不是一种外在的束缚，而且会像饮食衣服一样成为内在的需要。

朱熹认为人们懂得了天理之必然后，礼就能被自觉地遵行，不再被当作外在的强制规定而不得不遵守。言下之意，并没有否定礼有“防民”的目的。姚鼐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礼与人的内在需要是一致的，遵礼是常态之行，违礼则是反常之举。因而他主张礼“贵有诚”，若没有真心实意，繁文缛节做得再周全，也不能算是知礼。他驳斥当时偏重礼仪的做法是“循其迹而谬其意，苛其说而益其烦，假其名而悖其实”，舍本逐末，“令人不胜悁忿而恶之”。[20]

姚鼐强调读书知礼，就应当实践躬行。他批评士大夫言行不一，说:“士溺于俗久矣，读古人之书，闻古人之行事，意未尝不是之，而及其躬行，顾惮不能效也。”[21]他认为读书之人要知行合一，不能因世俗不良习气和个人的懈怠而疏于约束自己。姚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言行合乎礼的要求，即使是治学与其异趣的汉学家在这方面对他也无异辞，如王昶曾说:“姚姬传蔼然孝悌，践履纯笃，有儒者气象。”[22]非常看重他的品行。

生当忧患之世，姚莹更痛切地认识到行的重要性。他说:“君子当行贤者之事，以求合圣人之道。有行之而不至者矣，未有不行而能至者也；有知之而不行者矣，未有行之而不知者也。”[23]圣人之道，只有知而行之，才有可能实现；知而不行，则只能是空言无益，因而他宣称:“敦古谊，崇实学，是莹所景仰而心敬者也。”[24]提倡身体力行，以救时弊。

通观信奉程朱理学的前期桐城派，虽然谈性论理，但却都关心时事，力学笃行，希望能经世致用。方东树驳焦循批评宋儒“言性言理如风如影”之论，道:“程、朱言性言理，皆从身心下功夫，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何尝如风如影?”[25]汉学家的批评非但放在程朱身上于史无据，就是以之来品评前期桐城派，相信他们也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