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治：宋代儒学与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的结合

前期桐城派尊奉程朱理学，理学家所阐发的尧、舜、周公、孔子之道当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不过，由于时代不同，前期桐城派各人强调的重点也不尽相同。

戴名世在《忧庵记》中借疗治疾病描绘其治世理想说:“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为之医，以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为之调剂，以井田、学校、封建为之药饵，以仲尼、孟轲为之针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乎?”[6]对三代之治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方苞深信为宋儒表彰的大学之道是先王之治的体现。他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学，孔氏之徒由《诗》、《书》所称，推寻而得之者也。”然而，“后世开创之君，大抵奋迹干戈扰攘之中，任威权，骋谋诈，以得其志，虽有圣贤者出，骤而语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尽弃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习者哉”? [7]批评汉高祖去古未远，本来还有可能兴复先王的治教，但他却因袭秦朝的旧政，错失了良机。方苞力主《周官》大体为周公所作，认为:

盖惟公达于人事之始终，故所以教之、养之、任之、治之之道，无不尽也。惟公明于万物之分数，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无不尽也。运天下犹一身，视四海如奥阼，非圣人而能为此乎?[8]

他以为《周官》是三王致治之迹的体现，称赞其制度既体察了人情，又能尽物理，达到了“天理之尽，王道之极”的至高境界，“舍是则无以纪纲乎民物也”，[9]后人若能效法《周官》之意来治国，必然能使国泰民安。

戴名世、方苞生活的时期，血雨腥风的激烈社会动荡已经渐渐平息，满清的统治日益巩固。特别是康熙皇帝，凭着其文治武功，逐渐树立起集治统和道统于一身的令人景仰的“圣君”形象。即便是当时极具影响力，更被后世誉为启蒙思想家的黄宗羲，虽然不事新朝，以遗民自终，但对康熙之治也极为称许。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回复传统，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积极探求先王之道的真谛，热切希望他们的理想图景能够付诸实施，呼应了和平环境里求治的时代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后辈的戴名世、方苞等，尽管事实上不可能再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前辈那样，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观点，设计出分权众治的方案，但在他们的理想里，还是可以寻觅到遗民思想影响的印迹。

从批判社会的方法来看，方苞与黄宗羲相似，也是古人常用的手法，打着“三代”的旗号，借古鉴今，批评后世的君主。他说古代的天子“童而预教，而学之为君师者且数十年”，因此“其所以治天下国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无所矫拂也”，相比之下后世的君主则是“任威权，骋谋诈，以得其志”；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若承重负行畏途，而惧于不胜”，而后世的君主则“用天下民以恣睢，而专务自慊于上”。[10]他没有像黄宗羲那样直言“天下为主，君为客”，但强调君主不是生下来就是圣明，也要经过艰苦的学习才有可能熟习治国之道，而且在治理国家时，他们还应时刻警醒自己，是否未能胜任其职；他也没有黄宗羲那样锐利的锋芒，直斥封建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但他指责后世之君专务“威权、谋诈”，剥削压榨天下百姓，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显然在方苞看来，只有做到以天下为己任，才是合格的万民之君。

对于分权众治，黄宗羲主张置相以分君权、学校议政、设立方镇实行地方分治等；顾炎武分权的基本思路是实现“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11]的分封制与郡县制相结合的设想，允许地方官实行有条件的世袭以制约中央集权，给予宗族治理本族的权力以分割地方官一定的权力；王夫之也倡导君主与宰相分权、中央与地方分权，他说:“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12]认为只有上下分权，各司其职方能各尽其责，从而真正实现上下一统。

戴名世景仰三代时期的井田、学校、封建之制，虽然他没有详细论述其主张，但这其中应该包含有学校议政、封建分权的意思。通过他心目中的古制与而今的郡县制比较中可以看出，他是支持古代“神明之胄，茅土之封”的封建制的。他说:

百里之地，万家之邑，役属其人民而为之君长，趋走之吏毕具，衣其租，食其税，泰然无所不足于心。四封之内，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养，鳏寡孤独者待之以恤，风俗待之以厚，其能举是职者，则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于其邦而百世犹思之不能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兴太平者，其任岂轻也哉。今也一介之士，乘传捧符而来，无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于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盖子女玉帛其尽于刀笔筐箧之间者，不知其几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之所上下，邑子里豪之袒之所左右，与夫过宾羁客之徒之所请谒，烦滥侈靡之费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于大吏之居其上者睨而甘之，则又倾囷探囊以去，而莫之敢违，盖己与民两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胜理。[13](www.xing528.com)

戴名世认为在封建制下，对于自己的衣食之源，诸侯必然重视其治理及长远发展，而且他们与属地及其僚属之间有密切联系，这也便于治理措施的实施。在郡县制之下，地方长官的任命、任期制，使得他们既不熟悉地方，也不会过于关注地方的长远发展，他们下受制于胥吏，上不得不仰息于长官，还得应付各方往来，必然导致“自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不以为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所止”[14]的恶劣局面。戴名世这里所刻画的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的群相是比较深刻的，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反思的。他对古代封建制的描绘也可视作是他对地方分权益处的朦胧认识。

方苞称赞西周封建诸侯的效果说:“故周之衰，卒赖四方诸侯艰难守御，以延共主之虚名者垂六百年。”[15]积极肯定了封建诸侯的重大意义。戴名世自称在太学时，与刘齐、徐念祖及方苞等，“持论龂龂，务以古人相砥砺，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为‘狂士’”。[16]方苞也说当时刘齐与其友数人“为清议所从出，士之蹇拙自负而务立名义者皆宗之，虽布衣，其重若与公卿相踦”。他们的这些作为，显然是受到东林、复社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说这是学校议政的一种尝试。康熙严惩戴名世案，很难说是没有打击清议的意图在内。方苞说其后“太学生虽有洁己自好者，而气概不足动人，清议遂由是消委云”，[17]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只不过他是用太学生“气概不足动人”的淡淡一笔将真实原因掩盖了。

任何一种体制形成后，便具有一定的惯性，一般会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到姚鼐生活的时代，国家各方面的制度已大体定型，此时提出全面的社会治理方案是不大现实的。然而，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总有一些问题相对突出，为当时人所关注。汉学的崛起无疑是当时思想界最重大的变革。在汉学势力大张之时，姚鼐并没有融入这一主流中去，而是很快就意识到汉学之弊，成为一位与汉学抗争的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他相信:“世有宋大儒，江海容百川。道学一旦废，乾坤其毁焉”!〔[18]〕“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19]他的理想就是唤起人们重新关注程朱理学的治国主张，希望人们能切实按照理学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方东树继承乃师的主张，全面反驳汉学攻击理学的种种观点。他申述儒家经典所载治国之道说:

及至春秋，旧法已亡，旧俗已熄，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孔子惧，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义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经也。孔子虽未尝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于人者，莫非《春秋》之义也。卫君待子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季氏伐颛臾、旅泰山，则使欲止之。至于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论语》卒篇，载《尧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讽道之辞云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故庄周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之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则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20]

他认为“六经”、《论语》记载了周公、孔子倡导的治理社会的大道。秦灭六国，兼并天下，弃而不用。汉儒对于经籍虽然有辛勤保存之功，然而发幽辨微，使圣人之道大明于天下，则功在宋儒。

嘉庆以后，清朝衰落的迹象日益明显，有识之士开始觉悟，纷纷要求社会变革。姚莹历任地方官，对民情及所谓的夷情都有所了解，早就感到在清朝表面的太平之下已隐藏有非常之患。他认为在当时积弊丛生的情况下，要是真正做到了“与民同其好恶”，就能诸病皆除而政通人和。他解释如何做到与民同好恶说:

民恶盗贼而我严缉捕，民恶匪徒而我诛强横，民恶狱讼而我听断以勤，民恶枉累而我株连不事，其同民之恶也如此。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宽以容奸，而有犯必惩；惠以养士，而非公不见。调和营伍，平心以臻浃洽；亲接贫贱，广问以达下情。防患于未萌，慎思以明决，文武同心，官民一体，则血脉自尔流通，百骸无所壅滞，尚何病之不治哉![21]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百病齐发。面临已经开始的前所未有的变局，姚莹主张以“与民同好恶”为准来施政，可谓是去繁就简，切中肯綮，应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