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周、孔的道与礼法、情理的结合

理学家们相信有一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既是道的传承者，又是道的施行者。相比之下，孔子和孟子则没有君的地位，不能直接推行先王之道，而只能保守先王之法传于后世，做道的传承者。

史载孔子编定《诗》、《书》，教授《礼》、《乐》，笔削《春秋》，他在保存古代典籍的同时，又在对史料的取舍、解释、发挥之际，糅合了自己的观点，创立了儒家学说。儒家内部众多流派的观点之间虽然有差别，但对于孔子作为先王之道的继承者和阐发者的地位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孟子俨然以正统的传道者自居。他感叹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无有乎尔。”[1]认为自己离孔子生活的时代与居住地都还很近，但圣人之道却已经很少有人懂得了。程颐认为:“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他高度评价其兄程颢说:“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2]将程颢视为孟子之后唯一能传圣人之道的人。朱熹说:“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3]确立了二程上接孟子的传道者的地位。

《论语·尧曰》篇记载有尧、舜、禹禅让帝位时的谆谆告诫。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也以同样的话勉励禹。该篇还引述了周武王的训示。此后是孔子回答子张的“尊五美，屏四恶”的从政主张。孔子关于如何从政的言论不少，不过此处的论述尤为详备。《论语》最后一篇列叙古代帝王之治并续以孔子的观点，这应是有意向后人昭示列圣相传的治世之道。朱熹大力阐发尧、舜、禹相传之语的重要性。他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 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又说:(www.xing528.com)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诫，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4]

朱熹认为尧、舜、禹相传之语蕴含了先王之道的精髓，是先圣道统之所系。《中庸》能发明其中的意旨，而《孟子》又能阐发《中庸》的精义，所以他才将它们与《大学》、《论语》一起称为《四子》。朱熹后半生花了大量心血撰写与修改对《四书》的注释，甚至临死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可以说《四书》及其注释是他所理解的圣人之道的集中体现。西汉司马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5]朱熹汇聚这四本书作为学习“六经”的阶梯，的确很有识见，这既可以使初学者避繁就简，又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把握经学的精髓，认识圣人之道的要义，为以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圣人之道当然应该载于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孔子的论述中，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姑且不论这些论著的真伪和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因语义变迁而引起的误解，仅由于读法不同，不同人从同一文本中所理解到的圣人之道也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很难说谁的解读真正揭示了圣人之道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种解读都是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相碰撞所产生的结果，引起了当时及后世的强烈反响，它是否是圣人之道的本来面目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代表了儒家众多信徒心中的理想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