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法律思想：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儒家重视人事，更为强调民本思想。《尚书·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酒诰》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将不可捉摸的天意转化为可以感知的民心，以民众的好恶来衡量政事的得失，在天命神权观念盛行的上古就有了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继承西周以来的重民、保民思想，将其发展为“仁”的学说。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关爱他人。爱人才能得人，得人得民心，才能安天下。《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迫不得已，兵、食可去，而民信不可失，他将取信于民作为立国的根本。

如果说孔子的“仁”说提倡爱人，那么孟子的仁政说可谓“贵民”。《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民为贵，得民心者得天下。诸侯无道，土谷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诸侯、社稷都可以变置，只有民众永存。

汉初的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明确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吏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而且他还认为:“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强调上至国家、君主，下至大小官吏，都必须以民为本。国无民不立，君主、官吏违背民意则危，与民为敌者无不败。民众虽然看起来愚、贱，但其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与贾谊不同，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披上了“天人感应”的外衣。他虽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83]这样的言论，但他进一步推阐的重点在于“君之得民，惟在任贤以辅政，不在徇众以干誉”。[84]他在君民关系上的基本倾向应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85]他这样处理君民关系的目的正如徐复观所说:“盖欲把君压抑（屈）于天之下，亦即是压抑于他所传承的儒家政治理想之下，使君能奉承以仁为中心的天，而行爱民之实。”[86]封建王朝开国之初的君主可能对民众颠覆旧王朝的力量尚有感受，或许还听得进大臣载舟覆舟之类的建言，而在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日益稳固之后，后世子孙耳濡目染的是皇权的威力，这样的话对他们而言就是空洞的说教，没有太大的束缚力。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显然不及贾谊的深刻，但在迷信气氛较浓的古代，即便是帝王，也无法回避客观上必然发生的灾异，把它论证为是上天不满的表现，用来约束皇权的过度膨胀，这是一种让拥有强大皇权的君主不得不接受的可行办法。

宋代理学兴起，理学家的民本思想不再依仗天人感应的护持，而代之以天理的支撑。朱熹认为三代时“天理”流行，“王道”大兴，后世“人欲横行”，“霸道”猖獗。然而，“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87]欲使天下能为天下人所享，就必须克制君主的私欲。他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88]因而他立朝才四十日，却汲汲以正君心为务。(www.xing528.com)

前期桐城派继承了民本的优良传统，他们无不关心百姓疾苦，以民生为念。戴名世说:“余少不自量，窃负当世之志，欲尽庇天下之人，使无失其所养。”[89]家境困穷的他不以己身的富贵为意，所思所想的是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的后辈刘大櫆更不得志，然而他心中挂念的也是天下之人。他说:“古之君子其所以汲汲于仕进，而不甘闭户以终老者，固非为一己之宫室、妻妾、肥甘、轻暖计也。视天下之民，皆吾之同胞，不忍见其砧危沦陷，而思有以康济之，使无不得其所也。”[90]视天下之民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方苞更是被学者称为:“他的关心民间疾苦，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非仅一时一事兴到为之的。”[91]方苞曾说:“《周官》于民治，凡利于民者皆曲尽而无遗，乃知圣人玩其所乐之实。”[92]观此言也可想见学者给予他那样的评价一定是有实据的。

即使是文集中直接涉及民生相对较少的姚鼐也认为:“士亦视有益于世否耳! 即试成进士，何足贵?”[93]世人为求一第，不惜磨白头发，在他们看来得中进士可能远比国计民生重要，而姚鼐却强调身为士人，即应当有益于世，至于能否得中进士并不重要。

姚莹认为“今身在犬亩而不习知民事，乃冀异时服官周知利弊，此必不然也”，因此“民风吏治者，乃正学人之有事，非以为文章之具而已”。[94]姚莹此说可谓切中时弊。世人读书专以中举为务，自以为无暇关心民事。中举做官以后，不习民事，只能将事务委付吏卒，使他们获得了因缘为奸的便利，官庸吏刁，自然民不聊生。他说:“或谓余: 一腔热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谓: 君血自未真热耳! 所谓热血者，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展转于怀，不能自已。夫是之谓热血，岂可轻易言之耶!”[95]他觉得那些对百姓苦乐漠不关心的人没有热血，视民风吏治为“学人之有事”的他，当然做不了这样的冷漠之人。

梅曾亮十分欣赏道光时知县石瑶臣的民佣说，“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者乎? 故自号曰: 民佣”。[96]这是石瑶臣的自况，也是梅曾亮的企盼。

道不同不相与谋，对民生的关注是他们为人、为文的立足点和考虑法律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得以先后相续成为一个流派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