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思想的批判与借鉴：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儒、道、佛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家长期共存，在斗争的同时互相学习，力求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儒家关注现世人生，与佛教宣扬轮回、出世，道教主张无为、利己以求长生不同，尤其佛教徒出家不顾人伦的做法更是与儒家学说格格不入。戴名世、方苞生活的时代去明末不远，学者痛惜明亡，群起批判王学末流之弊，王学中人参禅佞道的言行自然是在被批之列。儒与佛、道本就有别，加上时代风气的濡染，服膺程朱理学的他们当然不会苟同佛、道思想。

戴名世反对佛教的“空虚无有”之说，因为“空虚无有诚不足以治天下”。[60]至于佛教轮回生死之说，他更是斥其为“尤荒谬不通者”。不过，他也承认此说使相信轮回的愚人有所忌惮，客观上起到“使稍敛其邪志”[61]的作用。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佛教蔑视伦常，因而他说:“佛氏之所以害教伤义者，莫大于弃其君亲。”他甚至劝说僧人师孔，要“归奉而亲以终而身，以治而生，慎毋出游”。[62]戴名世认为《老子》虽有与圣人相悖之论，但其中也“往往多有与圣贤相发明”的地方，应该恢复老子隐君子的本来面目，“而欲以抗孔子，又或斥以为异端，而谓有害于孔子，皆非老子者也”。[63]他为老子辩白，是为了更好地认清老子之后的道家之非。他说:“滥觞于庄、列，决裂于申、韩，诬于巫觋，而晦于神仙，而遂以为圣道之害。”[64]指出老子思想经过不断演化，成为儒家之害。

方苞也主张应剥去后世附于老子的“幻奇荒怪之迹”，显其隐君子的真面目，[65]与戴名世的观点相似。他赞赏老庄的“变”论，说:“庄周云:‘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以一日之游，而天时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万变，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向邪?”[66]这不只是感叹人生无常，从他充分认识到法制变迁必要性上也能发现老庄运动变化观的影响。不过，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老庄之道德、杨墨之仁义，所以自贼而祸天下者，不知有礼义故也”，[67]方苞注重礼法，反对道家蔑视礼法的言行。他听说齐、鲁间盛兴三教祠，特地致信改任山东巡抚的李应廌，建议应将孔子塑像移至学宫。他强调这不是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为迂阔不急之务，而是“教化之兴，实由于此”[68]的重要事情。他不满柳宗元为文“涉于道”，批评其文因此而“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认为柳宗元自述作文“皆取原于六经”，[69]是自知不明之语。可见，方苞非常在意儒与佛、道之别。

刘大櫆比较儒家与佛、道不同说:“尧、舜、周、孔子，吾儒之于道，顺而睇之者也，故其所从事者实，而其言归于有用。老、庄、佛，异氏之于道，逆而睨之者也，故其所从事者虚，而其言归于无用。”[70]从太极而阴阳而五行进而化生万物的变化角度出发，他相信儒学才是顺乎阴阳五行之变、可以用来指导实践的正道，而佛、老却是逆而趋向虚无之异道，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像方苞一样，刘大櫆文集中少有谈论佛、老之作，从中也可见他们对二氏之学的态度。

在延续桐城派前辈将老子思想与后来的道教之说分开而论的基础上，姚鼐进而提出“天下道一”的主张。他说:“天下道一而已，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沉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71]包括老子学说在内的各家学说，他认为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与圣人之道相通的，只是由于各人的个性、见识、偏好不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间的差异才逐渐扩大，以至于相互对立。站在“天下道一”的立场，他甚至认为:“夫战国以来，百家并兴，虽或纯或驳，或陋且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于圣人之一端，未尝不可相为用也，顾用之何如耳。”[72]百家学说虽然可能有浅陋不足乃至谬误的地方，但在姚鼐看来，它们对于圣人的思想也有其发明之处，可以取其所长，补其所短，运用得当同样能经世济民。譬如，对《老子》所言“以丧礼处战”，[73]他称赞说:“其于礼精审，非‘信而好古’能之乎?”认为这种看法极得先王制礼之本意。至于老子一些否定礼法的观点，他觉得这是老子“观末世为礼者循其迹而谬其意，苛其说而益其烦，假其名而悖其实”，感到“不胜悁忿而恶之”，因而“用意之过，贬末世非礼之礼，其辞偏激而不平”的结果。后世之人承其谬误而变本加厉，虽然追根究底，老子不得辞其咎，但“孔子与老子，不可谓非授业解惑者，以有师友之谊甚亲”。[74]今人的研究也有与姚鼐类似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老子与孔子的心愿、期望是相通的”，“老子与孔子其实是志同而道不同的诤友，并不是对立的敌手。司马迁所说的‘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那是老、孔后学的事情”。[75]

对于像佛教这样与儒学存在很大差异的思想，姚鼐也认为二者不乏共通之处。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姚鼐感叹就算是儒学士人也很少能达到“为己”而不是“为人”的境界，他甚至说假如有人能集郑玄、韩愈、司马相如、王羲之、杜甫、王维于一身，也还只是“为人”而已。然而，佛氏之学就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而言，却不失“为己”之意，这与圣人主张不谋而合，是那些沉溺于“为人”之中的俗学儒者难以企及的，因此他以为不必过于计较表面的不同而坚拒佛学，应看到二者的神似之处而取其长。[76]

姚鼐力图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其对老、佛的态度无损于他所信奉的程朱之学，有论者认为姚鼐:“立身清俭寡欲，与人极和蔼，不为岸岸自高，殆多少受二氏思想之影响，而义所不可，则侃侃以争，虽亲故不稍假借。于其虚怀乐善，和而不同，一时众口无异辞。”[77]姚鼐不仅力倡其说，而且身体力行，为时人及后学所称道。

姚鼐认为不仅老庄之学，而且战国以来兴起的百家学说推本溯源“亦各原于圣人之一端”，它们“未尝不可相为用也，顾用之何如耳”。[78]在汉学兴起的新形势下，姚鼐的“天下道一”的主张，反映了他试图兼取包括汉学在内的其他学说之长，以便更好地坚持程朱理学的目的。其后，他的弟子们对佛、老二家大多也持有与他相似的立场。(www.xing528.com)

虽然有感于汉学攻击宋儒太甚，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一书全面驳斥汉学之非，维护宋学，但他并非是拘守门户之见的人。他说:

古者治出于一，道在君师学校，而畎亩所乐者亦是。晚周以来，道始歧分。如老子所称之道亦是，惟稍过而偏，遂失中耳。再变而为庄、列、杨、墨，其途盖差，于是始有攻乎异端者，则所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再变而以炉火、符箓、斋醮、章咒诬老子，于是不但道与儒分，而道与道亦分矣。[79]

方东树也认为道本惟一，后世不断分化，分歧渐渐增多，差别越来越大。老子与圣人之道还只是失中稍偏，而到庄、列、杨、墨，则已为圣学之累了。至于假托老子而专以炉火、符箓、斋醮、章咒为能的不肖之辈，不仅悖乱圣教，就是与老子之说也相距甚远。

汉学家认为宋儒言心近于禅学，方东树反驳说:

昔在晋宋之间，义学盛兴。所有诸经教，皆中国文士刺取庄老及吾儒精理以润饰之，理本大同。六经之言与佛学相近者数百千条，不究义理之实及当处文义偏全何若，但以其辞之相近，即疑而欲去之，徒乱圣人经义，疑误来学。[80]

从佛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免借鉴了儒家思想这一事实出发，方东树认为佛学与儒学间必然有共通之处。宋学是否得当，不在于它与佛学是不是有形似之处，而是要具体分析其义旨是否符合圣人之说。方东树对佛学颇有研究，著有《金刚经解义十种》，他此番议论并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确有心得。

姚莹虽然不赞同方东树“从而有述”，[81]写此类佛学方面的著作，但他也相信儒学与佛、老之说不是绝对对立的。佛、老之说确有不当之处，不过，“道固有不同而一者也”，对二者“恶其失而救之可也，灭而去之，恶有是理哉”。[82]他肯定各家学说、撇开表面的纷纷扰扰，本质上有同一之处，主张三教不妨各自发挥所长，和衷共济，反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粗暴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