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桐城派：礼法与情理的结合

前期桐城派诸人尽管活动时期有别，面对的时代课题也不相同，但在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这一原则立场上则是一致的。

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大潮中，众多思想家提出的种种学说不断碰撞，程朱理学以其成熟的理论、相对完备的体系逐渐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并得到了清廷的支持，又在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方苞出生于康熙七年，比戴名世小十五岁。其时，黄宗羲五十九岁，顾炎武五十六岁，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才三十四岁，戴名世与方苞正处于这种转变形成时期。注重忠孝的家风和遗民不背前朝的气节，使得他们与倡导忠孝节义的程朱理学容易产生共鸣。

戴名世信奉程朱理学。他说:“昔者圣人之遗经掇拾于秦火之余，汉、唐儒者，其为训诂笺疏不啻数十家，皆未能尽得圣人之旨，至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42]认为孔、孟以后，只有朱熹才能完全发明圣人经书的微言大义，因而自称:“读宋儒之书而喟焉兴叹，肃然再拜曰吾师云。”[43]折服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之学，甘愿奉以为师。《南山集》案发，他被系于刑部狱中，还专心修订《四书朱子大全》不辍。

方苞自言少时对宋儒之书并未留心，到京师结交刘齐与刘大山后，在他们的劝说下才开始寓目。“二十年来，于先儒解经之书，自元以前所见者十七八。然后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44]于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由不信到崇奉的过程。方苞虽然没有明言戴名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凭他们俩人的交谊和戴名世对程朱的笃信，其中应该少不了戴名世的助推。

刘大櫆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其时程朱理学经过清廷的大力提倡，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更加稳固。他的祖父、父亲均以教书为业，家境不宽裕，自己也长年奔波于教书、游幕之途，没有皓首穷经、专注于经学研究的条件，在程朱理学的长期熏陶下，他倾向于程朱的理学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如他说“理也者，有定者也；气也者，无常者也”，[45]就是秉承了朱熹的理气观。刘大櫆不擅长经学，在学识上不及方苞，但横溢的才气使他必然不会完全匍匐在程朱的脚下，他在理学的传统命题如“命、性、心”等上就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我爱新建伯，术业何崇隆!”[46]对王守仁的学术成就与功业都很欣赏。

姚鼐生当乾嘉之世，汉学鼎盛。面对来自汉学阵营的巨大压力，他坚持程朱理学不动摇，强调“天下道一而已”，[47]深信蕴含在儒家经典中的先圣先王之道是天下唯一的正道。

通过研习儒家经典以明了并在世间实现圣人之道，这是儒学士人共同的永恒追求，汉学、宋学在此目标上并无二致，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通达圣学的途径不同。汉学家认为:“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48]他们主张只有考证故训，弄懂字、词的意思，才能读通先儒之书，从而正确把握圣人之道。不过，考证需文字、音韵、名物制度、地理、天文等多方面的知识，任何一方面都是专门的学问，没有长期的勤奋钻研是不能懂的，更不用说精通了。沉湎其中，难免自矜所得。程朱理学虽然仍为官方所扶持，但已无昔日的辉煌，且宋学与汉学旨趣不同，以阐明性命义理见长，考证功夫难与汉学大家匹敌，程朱理学自然成为人们抨击的主要目标。汉学流风所及，“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非圣排贤，毫无顾忌”。[49]人们竞相以菲薄程朱为尚。

姚鼐承认程朱之学并非完美无缺，后人可以也应当改正其不当之处，但问题是其时的汉学中人不以补正程朱之失为意，“搜取隐僻为异，而不必其中；辨晰琐碎为博，而不必其当；好恶党雠，乖隔错迕；是失圣人所以作经之本意，而以博闻强识滋其非者也”。[50]置圣道之本而不务，专以窥隙攻难为功，甚至欲尽舍程朱，这是他难以容忍的。他认为:“程、朱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51]“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52]孔、孟之后，只有程、朱最能明了圣人之经的要义，后学只要循程、朱而上达孟子、孔子，就可以领悟圣人之道。(www.xing528.com)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学兴起之前，程朱派学者常指责王学中人空疏、近禅，而汉学兴起之后，他们却被汉学家目为空虚不学、堕禅篡道之徒。其实，人文科学研究即使在今天，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研究。可以说，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那种远离人世尘嚣的抽象的客观真实是不存在的。

戴震被誉为:“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俾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53]实际上，戴震所做的也只能是相对客观而已。他所阐释的不过是生活于清朝那个时期的他所理解的孔、孟、程、朱、陆、王、佛氏之旨，根本无法再现他们的本来面目。这也正是重视考证的姚鼐指斥汉学的立足点之一。他说:“孔子没而门弟子各以性之所近，为师传之真，有舛异交争者矣。况后世不及孔子之门，而求遗言以自奋于圣绪坠绝之后者与? 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孔门弟子亲受师传，因悟性不同，各人所得已有不同，何况后世经秦焚书之后，以残存之书探求圣人之旨，是非蜂起，各执己见，更是难免。因此，姚鼐认为:

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若其它欲与程、朱立异者，纵于学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贤智者之过。其下则肆焉为邪说，以自饰其不肖者而已。[54]

程朱之学说令人信服，言行也足以为后人模范。更重要的是，后人若能笃信遵行，固然可以治国利民。相反，那些与程朱立异的人都有偏颇不当，甚至是妄为邪说以误人。程朱理学虽有可改进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它在当时仍是无法替代的。姚鼐主张由程朱上达圣人之道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方东树一如其师，持尊宋的主张。他认为汉儒掇拾遗经于秦始皇焚书之后，唐人为儒家经典定本、定注，都有功于圣人之学，但“其于周公、孔子之用，犹未有明之”，到了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宋儒、汉儒因各自时代的使命不同，作出的贡献也不一样，他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精粗之别。他讥刺那些诋毁程朱的汉学之人为“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十金之产非不有挟也，其罪在于问鼎”。[55]他撰写《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诸人攻宋的种种观点予以全面驳斥。姚莹说:“此书有功圣道，其力量岂不越昌黎而上耶?”[56]称赞其撰述之功尚在韩愈排佛崇儒之上。

管同、刘开、梅曾亮等也都信奉程朱理学，不满汉学过于繁琐的考证。管同说:“今虽不因后人之说遂废前人，而终不谓春秋、两汉尽得其真，而战国、唐宋之后出无稽而不足据，则说经而必循旧说，非通儒也。”就说经而言，战国已不同于春秋，因而不可谓两汉人所说就是真的，唐宋人所言皆不足为据。他认为:“经者，理也。理者，心也。”[57]主张说经应求理至而心安，不必囿于前人之说。刘开承认汉学有裨益之处，但其弊在于“唯自矜其博，而尽委宋儒一代之书弃之不观，所以成末流之习，而决裂古先之训也”。他申明:“吾之所以尊师程朱者，非党于宋也，为其所论者大，所持者正，切于民彝而裨于实修，可以维持风教于不坠也。”[58]反对汉学家务博贪多，猎奇好异的风尚，强调士子应立品修身，实学实行，有益家国。梅曾亮认为“考证性命之学，类不能别出汉唐宋儒之外”，而汉学“疏引鸿博，动摇人心，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最要、尊主庇民之成法”。[59]他与刘开一样，深忧汉学考证以实为虚之弊，呼吁学者要关心天下之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