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最显达弟子，鲍陈邓最著名

姚鼐长期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担任书院主讲，弟子众多，以鲍桂星、陈用光、邓廷桢最为显达。姚鼐侄孙兼弟子姚莹称扬方东树、刘开、梅曾亮、管同为姚门“四杰”。[34]后来，曾国藩以姚莹代替刘开，称管、梅、方、姚为“高第弟子”。[35]此外如鲁仕骥、吴德旋、李兆洛、姚椿、方绩、秦瀛等，在姚鼐的指导或影响下，成为桐城派的重要作家。随着姚门弟子的传布，桐城派的影响逐渐波及全国，盛极一时。

方东树（1772～1851年），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慕蘧伯玉五十知非与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安徽省桐城县人。方东树家世不显达，曾祖方泽，优贡生，为姚鼐师。祖训，父绩，都只是县学生员。乾隆五十八年，方东树入县学，补弟子员，数年后，补增广生。先后应乡试达十次，均名落孙山，50岁后决定不再应试。方东树毕生不得志，以游幕、教书为业。道光三年，做阮元幕宾时，他撰《汉学商兑》，批评汉学，彰扬程朱理学。

管同（1780～1831年），字异之，号育斋，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祖管霈，字晴云，乾隆甲子科乡试副榜，任至四川仁寿知县，未到任而卒。父管文郁，字西京。管同少孤贫，母邹氏育以成学。在姚门弟子中，他与同乡梅曾亮最受乃师器重。道光五年举人。后馆于安徽巡抚邓廷桢署中，十一年，陪同邓公子入京时，卒于宿迁。管同不仅善于作文，而且自少即负有经世之志，史称其“所为《风俗书》及《筹积贮书》，皆通达政体，深切时弊”。[36]

刘开（1784～1824年），字明东，一字方来，号孟涂，安徽省桐城县人。自幼丧父，“母吴忍死自守，奉衰舅抚弱子，饥寒之中，厪而相活”，孤儿寡母，生活十分艰难。刘开虽然早享文名，但屡试不第，终生只是个县学生员。“既无兄弟，独身养母，佣书四方，寒暑匪惮，啬衣食，绝嗜欲，文采之外，无他营焉”，[37]他如此辛劳，只想谋求到能读书养母的生活境况。可是，连这点心愿他都无法实现。道光元年，刘开受聘到亳州修志，寓于佛寺，一夕病卒，年仅四十一岁。他身处困穷之境，却心怀经世之志，他说:“余固好言兵、农、刑、政之事，而不甘于记诵辞章者也。”[38](www.xing528.com)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省桐城县人。曾祖姚范。祖父姚斟元，县学增生。父姚骥，字襄纬，号春树，家贫，客游为书记。嘉庆十三年中进士后，姚莹历任福建平和、龙溪知县，台湾知县兼摄噶玛兰通判，江苏武进知县。道光十八年，擢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与镇军达洪阿一起，领导台湾军民，打退英军侵略。后被诬告，入刑部狱，不久获释。咸丰时，由湖北盐法道升广西按察使，参预镇压太平天国。咸丰二年，卒于湖南按察使任上。姚莹自叙其先祖:“皆清贫自守。其登仕者百数，朝有贤良之褒，外无贪酷之吏，而捐身徇节、立志守贞者相望也。”[39]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秉承了先世的遗风。

梅曾亮（1786～1856年），原名曾荫，字伯言，一字柏枧又字葛君，晚号相月斋居士，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他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之后。梅曾亮自幼喜爱诗文，尤工骈文。十八岁时，他到钟山书院学习，师从姚鼐。在管同的规劝下，始肆力古文。道光二年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知县，因父母年迈，未赴任。十二年，复入京师。十四年，援例改户部郎中。梅曾亮为京官二十余年，当时刘开、管同早卒，方东树穷老不遇，影响有限，他以其所得，大力倡导桐城派之说，“自曾湘乡（国藩）、邵位西（懿辰）、龙翰臣（启瑞）、朱伯韩（琦）诸彦，咸以所业为质”，[40]和者日众。姚莹也说经过梅曾亮的宣扬，“于是先生（姚鼐）之说益大明”。[41]梅曾亮是继姚鼐之后，对促进桐城派的传播和扩大其影响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人物。不过，姚莹历任地方官，亲临抗英前线，其经历是他人无法比拟的，因此在法律思想方面，他比梅曾亮更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