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与姚鼐：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

刘大櫆（1697～1779年），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因通医术，又号医林丈人，安徽省 [14]桐城县人（今为枞阳县）人。曾祖日耀，明末贡生，授歙县训导。祖甡、父柱，皆为县学生，均以教书为业。兄大宾，字奉之，中雍正乙卯科举人，做过山西扶沟与贵州玉屏、普定知县。刘大櫆的古文、诗皆有名于世。刘大櫆二十九岁应举入京师，方苞一见惊叹，语人曰:“如苞何足言邪! 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见赏于方苞，游于方苞门下。姚鼐友人程晋芳、周永年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15]姚鼐引用其说并有意大为张扬，桐城派之名始著。

刘大櫆科场不顺: 两中副榜，不得一举；举博学鸿词，被同乡张廷玉黜落；张廷玉独举其应经学，又没有被录用。年逾六十，才出为黟县教谕，数年后告归。刘大櫆家中仅有“薄田十余亩”，[16]主要以教书、游幕为业，一生困穷。自云:“凡人世之所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驰驱万里之功，下之不得有声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余，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17]他虽有经世立功之心，然而时运不济，仅能使其自身免于啼饥号寒之境而已。

姚范和叶酉是刘大櫆的生平至交。叶酉，字书山，号花南。少时师事方苞，乾隆四年进士，历官贵州、湖南学政，左庶子，以清修见重。“迭逢家讳，以毁卒，时论称其死孝”，与乃师一样重礼。[18]刘大櫆在诗中怀念姚范说:“昔余居故乡，姚君独知己。抗志怀古贤，乡人竞诃诋。”[19]他叙述与叶酉的友情说:“与君臂初交，自余发始燥。俱有跃渊情，各怀希世宝。入谷乃歼秦，踰河当救赵。矢志固难渝，致身嗟不早。”[20]少年时他们三人相约共学，要为举世不好之文，长大后，为学虽有异趣，刘大櫆以文名著称，而“编修精博，庶子专笃”，“庶子守师说不移，编修龂龂，时见驳正”，[21]但因“敦行、立节”的志向相同，他们仍然交谊深厚。

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又字稽川，因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省桐城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三十六年擢刑部郎中，三十八年选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翌年秋，正当壮年之际毅然辞官归里。后历主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长达四十年。继方苞、刘大櫆后，为桐城派三祖之一。

姚鼐始祖胜三公，宋末从浙江余姚迁居桐城大有乡麻溪之南，人称麻溪姚氏。姚氏之族，至参政公始大。参政公为姚旭，字景旸，号菊泉，明景泰二年进士，历仕至云南布政使右参政。他抗直敢言，为刑科给事中时，曾经上书为于谦讼冤。致仕归家，“授诸子田止数亩”。[22]参政四世孙姚自虞为诸生，子之兰，字汝芳，号芳麓，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任汀州知府，加按察副使衔，“急公惠民，廉退有让”，[23]所历海澄县，杭州、汀州二府，民皆为祠以祀。副使之子姚孙棐，字纯甫，号戊生，崇祯十三年进士，仕为职方主事。南明弘光朝时，马士英、阮大铖示意诬陷左光斗之弟浙江巡抚左光先，姚孙棐说:“左公，君子也! 宁同坐死!”[24]被逮捕下狱。不久，清兵南进，弘光朝很快瓦解，他才幸免一死。入清后，隐居不出。

姚鼐高祖姚文然，字弱侯，号龙怀，崇祯十六年进士。康熙间历官刑部尚书，修定律令，尽蠲苛残，卒谥端恪。他任职刑部时，曾自撰一联云:“常览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书壁自警。“其后官刑部者，因悬于楹，至光绪中犹存”。[25]曾祖姚士基，字履若，康熙十一年举人，授湖广罗田知县。爱民如子，不轻笞辱，力行实政，“既卒，民立祠，以公卒日群祭之，名‘姚公会’”，[26]深得民望。祖父姚孔锳，府学增生，早卒。父姚淑，赠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www.xing528.com)

姚鼐少从伯父姚范学经，从刘大櫆学文，还曾受业于方泽之门。姚范，字南菁，号姜坞，乾隆六年进士，授编修，充《三礼》纂修，不久告归，往来天津、维扬之间，主讲书院。其学“自经史百家，天文地志，小学训诂，以逮二氏之说，无不贯综”。当时，“张氏文和公秉枢机，中外要职相望，张、姚故世姻，先生独以学行自高，不相依附”，[27]他不肯依附沾亲带故的张廷玉谋求宦达。方泽，桐城人，字苎川，号侍庐，以文学著称于时，年近五十方为优贡生。他“论学宗朱子，论文宗艾千子，恶世俗所奉讲章及乡会闱墨，禁其徒不得寓目”，姚鼐称赞他“信道笃而知所守”。[28]

姚鼐与王文治、朱孝纯交谊深笃，与朱孝纯同出于刘大櫆之门，更有同门之谊。姚鼐写三人久别重逢之欢说:“结友二纪前，别离万里外。每恐终此生，无复容交会。安知三故人，一夕今相对。”[29]深情厚谊，溢于言表。姚鼐“虚怀善取”，他主讲梅花书院时，有所作便出示来此的另一出于刘大櫆之门的友人吴定，吴定“以为不可，即窜易至数四，必得当乃止”。[30]

姚鼐待人诚恳，而自少时起即受到学有不同的众师及亲友的熏陶，学术上也比较通达，能尊重、结交一些与己观点有异的人。

戴震为汉学巨擘，姚鼐向往其学，曾表示要拜他为师，戴震推辞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31]建议两人以友相处。姚范经学造诣颇深，姚鼐少从其学，在经学方面有一定根基，他推重戴氏经学上的成就，愿意投于其门下，这当然是有诚意的。而年长的戴震或许更清楚两人在学术上的分歧，他提出为友不为师，应该也不只是托词，而是由衷之言。拜师见拒并没有对两人的交往造成太大隔阂，姚鼐在其影响下，沉潜于汉学考据研究多年，[32]但最终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不为时人所重的辞章之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和戴震的分歧也日益突显。可见，戴震对两人为朋友不为师生的定位是非常中肯的。姚鼐还与其他汉学大家如朱筠、王昶、钱大昕、程晋芳、翁方纲等唱和往来，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袁枚为文喜骈体，作诗主性灵，反对宋儒，但与姚鼐的交谊一直很好。袁枚卒后，“人多毁之者，或且规先生谓不当为作志”，姚鼐不以为然，认为袁枚“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乎”? [33]慨然为文，盛赞其治绩、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