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戴名世与方苞的综合成果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学者称南山先生，江南 [2]安庆府桐城县人。生于顺治十年（1653年），因《南山集》案，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被处以斩刑。因戴氏自称为宋微子后裔，死于文字狱后，遂被讳称为宋潜虚先生。他与方苞同乡，又皆以古文著称于时，当今学者都将其视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戴名世的六世祖迁到桐城县城东北二十来里的南湾（今属桐城孔城镇），人称南居先生。“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尤多隐德，乡里称为长者。”[3]仆人在戴家耕田时发现了财宝，南居先生以为这是不义之财，不应取之，仆人得后果然因财惹祸。戴氏族内辗转相传此事，以训诫子孙。高祖戴时章，字默斋，监生，官至通判，吏慑其能而民称其贤。曾祖戴震，字东鲜，号孟庵，“弱冠为诸生，有声，后国变，痛哭，剃发服僧衣，入龙眠山中不出”，以明遗民自居。戴名世的父亲戴硕，字孔曼，号霜崖，廪生。他“为人醇谨，忠厚退让，从不言人过失，与人交无畛域。与人语，辄以为善相劝勉”，因为家贫不得不授徒四方，正当壮年而客死他乡。对于父亲“客死、早死、穷死、忧患死”的遭遇，戴名世十分痛心，“以为终天之恨，没世而不能已者也”。[4]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江南安庆府桐城县人。生于康熙七年（1668年），卒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享年八十二岁。方苞早年即以文名著称于时，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获罪后，因“学问天下莫不闻”，[5]幸被康熙帝宽宥。后世尊其为桐城派三祖之一。

方苞在家训中对子侄们说:“祖之宜世祀者五: 始迁于桐者曰德益公；建文朝死节，配享正学先生祠者曰断事公；德重于乡者曰东谷公；起家为大夫者曰太仆公，始迁金陵者曰副使公。”历数祖辈的重德大业，教育后人应当铭记。其中，建文朝死节之祖为方法，字伯通，中建文元年应天乡试，出于方孝孺门下，授四川都司断事。靖难之变后成祖即位，他因不肯在贺表上署名而被逮捕，自沉于望江。面对成祖的酷虐，从容赴义。起家为大夫的太仆公即方苞高祖方大美，字黄中，号冲舍，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他在登记田地的簿籍上写道:“吾增置田三百五十亩，橐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也，乃朋友馈遗、汝母勤俭而致之。”方苞感叹说:“太仆公仕宦四十年。当明神宗朝，巡按者三；掌河南道时，兼摄七道御史事，所积仅如此。呜呼! 父有田宅以遗其子，乃汲汲然自明，惟恐子之意其得于官而心鄙之也。上之教，下之俗，所以相摩而致此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6]他认为方氏能够兴起，与先祖的德礼之教有直接关系。方苞曾祖方象乾，字广野，号闻庵，明恩贡生，官按察司副使，备兵岭西左江，明末为了避乱，从桐城迁居江宁府上元县。

方苞之父方仲舒，字南董，号逸巢，国子监生，与清初著名遗民诗人杜濬、杜芥、钱澄之等唱和，方苞兄弟常与之同游，得以聆听他们的教诲。方苞之兄方舟，字百川，长方苞三岁，廪贡生，三十七岁即逝。弟弟方林，字椒涂，二十一岁早夭。方苞虽然先世仕宦显达，然而“自迁江宁，业尽落。宾祭而外，累月逾时，家人无肉食者，蔬食或不充”。[7]当时生活艰难，方苞兄弟孝敬父母，互相扶持，结下了深厚的手足之情。

方苞幼从父教，他说:“五岁课章句，稍长治经书、古文，吾父口授指画焉。”[8]方仲舒自己喜好吟诗，却告诫其子不要用功作诗，方苞遵父训而绝意于诗。[9]方苞之兄方舟虽以时文著称，但时文非其所好，他“十岁好《左传》、《太史公书》，未冠通五经训义”。[10]方苞少时即从兄读经书，获益匪浅，他自言“尝以说经见推于朋齿，皆先兄之余论耳”。[11]方苞学习古文，深受《史记》启发，这与儿时在方舟的带领下潜观家藏旧版《史记》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方苞也不愿意学作时文，二十二岁时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受知于学使高裔。此后，高裔经常督促和指导方苞练习时文。高裔为人“博大敦笃，粹然有古贤之风”，高家有仆人得了重病，高裔担心搬移会加重病情而致其死亡，宁愿暂谢宾客，也不肯为了会客之需而移动仆人。[12](www.xing528.com)

五十岁时，方苞叙其生平知交说:

余弱冠，从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刘古塘，于高淳得张彝叹；归试于皖，得古塘之兄北固，于宿松得朱字绿。辛未游京师，得四人曰: 宛平王昆绳，无锡刘言洁，青阳徐诒孙。其志趣之近者，则古塘、彝叹、言洁、诒孙也；术业之近者，则昆绳、字绿、北固也。余平生昵好，志趣术业之近，与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或后生于余，而自有其侪；或年相若，而交期则后。惟诸君子同时并出，而为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闻。[13]

人以类聚，方苞兄弟俩与刘捷古塘、张自超彝叹、刘辉祖北固、朱书字绿、王源昆绳、刘齐言洁、徐念祖诒孙等志趣、术业相近，因而相知相得，交往也就久且深。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四人”后仅列了三人之名，另一人实为戴名世。校点者不察，认为“四人”应作“三人”。其实，下文说死者七人，存者三人，共十人，而文中列名者九人，显然方苞是有意未列另一友人之名，而非笔误。戴名世的母亲为方苞从姑母，与方苞既是同乡又为亲戚，但因分居两地，早年未曾识面。直到方苞随其师高裔至京师时，二人谋面并结为至交。方苞作此文时，出狱才四年，自然不便直书戴名世之名。或曰戴名世生于顺治十年，大方苞十五岁，不符合文中的“年相若”之意。实际上，“年相若”只是个约略的说法，如文中明确提到的王源，生于顺治五年，整整大了方苞二十岁。

方苞不因故友被刑而将其抹杀，更没有因被其牵连而生恨，仍然在文中肯定了包括戴名世在内的这帮好友“行修而学殖”的品质，抒发了“遇之穷，而无一得其所”的郁闷，揭发了逝者皆赍志而没的残酷现实。虽不得已用了曲笔，但他威武不屈，不诬友朋，确是一个信、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