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兴起与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联系[92]

乾嘉之世，汉学鼎盛，惠栋、戴震、朱珪、纪昀、王昶、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大师云集，其时正如梁启超所言:“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91]

一般认为汉学肇始于顾炎武，经阎若璩、胡渭等，至惠栋（1697～1758年）时公开标明汉学之帜，汉学正式确立。早在乾嘉之世，汉学中人如臧琳、钱大昕、洪亮吉、凌廷堪等，已持汉学源自顾炎武之说。[92]

从时代背景来看，汉学的兴起与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有密切联系。明末，王学末流之弊已日益显现，明清鼎革的巨变，激起了对其乃至宋明以来的学术的深刻反思。其时，王学的衰落不可避免，程朱理学的地位得到提高。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程朱理学有待发掘的精蕴所剩无几，学者们除了强调躬行实践外，无所用力。颜元倡导的实学、实行虽然符合当时经世致用的思潮，但与传统学优登仕的观念相差甚远，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仍很牢固，现实不能为颜元实学提供太大的需求刺激和发展空间，因而颜李学派的终绝有其必然性。而返求古经意旨既不违背时代潮流，又能被各家所接受，也为学者们开辟了一个开拓进取的新天地，于是汉学便应运而生并发扬光大。

在与汉学论争时，方东树（1772～1851年）借用孙奇逢“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的论断，认为:“永嘉之事功，习斋、二曲等之躬行实践，汉学家之考证名物，同欲用补者也。特方药均偏，或遂误致杀人耳。”[93]将汉学与颜李学派、李颙之关学，均视为是对王学之弊反思的产物。

从治学方法来看，清儒所用考证之法确实不是自他们始，然而“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94]却为清儒所独有。也许有鉴于此，江藩（1761～1831年）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时，甚至对顾炎武的汉学开山身份也有微辞，认为他“乃文清（薛瑄）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其学“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95]江藩此论虽囿于汉宋门户之见，然而他的顾炎武之学与宋儒渊源颇深因而与纯粹的汉学有别的看法，却是很有识见的。因此，汉学作为清学有别于前代之处，不只是在于所用的考证方法上，关键在于通过考证剥除包括宋儒在内的后人加于古经之上的各种异说，以求经典本意进而明道的目的上。可能正因为这样，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汉学之源起，但对惠栋正式确立汉学的地位都少有异议。

梁启超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96]所说甚是。余英时认为梁启超主张的“反动”说，“强调明朝的巨大影响及衰落，尤其是满族对中国思想界的征服”，是从政治角度立论的“环境解释”法。[97]其实，穷则思变的反动，或许也可看作是内在发展需要的特殊表现形式。余英时所持的以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说明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乃至汉学形成的“内在理路法”，可以看作是对“反动”说的变动路径进行的具体考察。两者相较，“反动”说可谓是对导致这一发展的内因在宏观上的把握，而“内在理路法”则是注重对这一反动作微观研究。

不过，梁启超认为明末清初兴起的这股“经世致用”之风，自康熙二十年以后逐渐消歇，而在雍正、乾隆年间屡屡兴起的文字狱的压力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98]却值得商榷。

从儒学的内在发展来看，汉学是对明末清初经世学风的延续。尽管最终它偏离了经世的方向，但形式上它不违背经世的要求。由知音、考文而通经，进而明了圣人之道，可以说是避免了明末空言义理之弊；而深究训诂、音韵、名物、制度，正可谓是针砭八股陈言之弊的实学。从外因来看，除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以及藏书的充足等为汉学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外，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不用说是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政策不仅表现为文化上的专制甚至是残酷的文字狱对思想的禁锢，而且还表现为统治者根据统治需要对社会文化发展趋向所作的有意识引导。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者的专横、打压，只能收效一时，不可能行之长久。统治者只有正确把握历史脉搏，顺应甚至是有意识地加以诱导，方能融入并推动时代大潮。当然，若两者相结合，效果就更为显著。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莫不是软硬兼施的。

在汉学形成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就是这样做的。正如前贤早已指出的，雍、乾时期频发的文字狱的确极大地压抑了学者的自由思想，使得他们更容易将精力投入到对古代典籍的考证中去，但这方面的影响不可过分夸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历史上盛行文字狱的时期并不仅为雍正、乾隆年间，何以其他朝代并未出现像汉学那样的现象? 相比而言，清统治者的因势利导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如由于科举考试内容向经史考证方面的倾斜，越来越多的后来成为汉学名家的士子得以崭露头角，号称最为得人的几次是: 乾隆十九年，王鸣盛、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五人；三十六年，邵晋涵、孔广森、程晋芳、孔继涵四人；五十五年，洪亮吉、阮元、凌廷堪三人等。随着考试风向的转变，士子的读书趋向也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99]以至于书商担心蚀了本钱，不再卖这一类的书。又如《四库全书》馆吸纳了大量的汉学人才，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而“康熙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100]这些对于汉学发展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大事，都离不开统治者的决策和支持。

汉学在清初讲求实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到乾嘉时大盛，逐渐与注重义理的宋学形成对立。

当时的一些汉学大家肆意攻击程朱之学。章学诚（1738～1801年）曾说戴震（1724～1777年）笔之于书时，“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然而口谈之时，则“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戴震攻击朱子虽然只以口头为主，但作为汉学的代表，其言论的影响力不容低估。章学诚认为受戴震的感染，“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101]流风所及，人们遂以菲薄程朱为尚。汉学家凌廷堪（1757～1809年）、汪中（1745～1794年）等也竞相攻击宋儒。凌廷堪称汪中“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102]汪中死时，其子汪喜孙尚幼。后来，汪喜孙认为这是凌廷堪假借他父亲以表达己意，钱穆据此推断凌廷堪“亦是好骂宋儒者”。[103]

汉学本身也有不足之处，对汉学家们如此激烈的言行，宋学中人自然不能忍受。从王昶（1725～1806年）家冬夜酒会时发生的一场争论，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汉宋学者间对立的严重程度。据王昶所记，当时，“竹君（朱筠）推戴东原经术，而箨石（钱载）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可否得失处，箨石颧发赤，聚讼纷挐。及罢酒出门，龂龂不已，上车复下车者数四。月苦霜浓，风沙蓬勃，余客伫立以俟，无不掩口而笑者”。[104]维护宋学的钱载显然对汉学诸人之论十分不平，以至于在霜苦风寒之夜，尚且折返数四与他们争辩。朱筠与金榜、王念孙等“余人”，皆为汉学大家，从中也可见那时汉学风头正盛，宋学确实难与匹敌。

[1]汉学，是与宋学相对而言的。就其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而言，常被称作考据学、朴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也被称作乾嘉学派。本书多涉及其与宋学的关系，因此主要采用“汉学”之称。

[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4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三》，第305页。

[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九《世宗本纪》，第341页。

[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十五《高宗本纪六》，第565页。

[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十《文宗本纪》，第767页。

[7]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4～276页。

[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第122～123页。

[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第125页。

[1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第143页。

[11]《清实录》第四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三月癸酉”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1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12]蒋兆成、王日根:《康熙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1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列传六十四“论曰”，第10098页。

[14]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15]《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一月十七日条。

[16]（清）章学诚着，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古文十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6页。

[17]《清实录》第十册《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乾隆三年六月甲申”条，第124～125页。

[18]《清实录》第十六册《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乾隆二十三年九月戊戌”条，第238页。

[19]张尔田:《批本随园诗话跋》，《袁枚全集》（三），《随园诗话》附录，第837～838页

[20]（清）昭梿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0 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21]（清）洪亮吉:《卷葹阁集·文甲集》卷一《守令》，《续修四库全书》第14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40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22]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入相奇缘》，《续修四库全书》第1182 册，第651～652页。

[23]《清实录》第六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九“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乙未”条，第383页。

[24]《清实录》第三册《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顺治元年秋七月壬寅”条，第68页。

[2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范文程传》，第9353页。

[26]参见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1页。

[27]《清实录》第三册《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一“顺治十七年正月辛巳”条，第1015页。

[28]《清实录》第五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三“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戊午”条，第300页。

[29]（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一《康乾普免钱粮》，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页。

[30]《清实录》第六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一十“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乙卯”条，第132页。

[31]《清实录》第二十六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六十七“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下丁酉”条，第334页。

[32]《清实录》第二十六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七十“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条，第383页。

[33]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34]《清实录》第十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七“乾隆六年十二月下”，第1256页。

[35]《清实录》第二十七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六十七“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下”，第1468页。

[36]《清实录》第二十六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七十“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条，第383页。

[37]《清实录》第十三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一“乾隆十三年三月丙午”条，第89页。

[38]（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卷一“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页。

[39]（清）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二十，初三辛卯“李建泰请南迁”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7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40]（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八《奸臣传·温体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35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41]（清）谈迁:《国榷》卷一百一“崇祯十七年四月癸酉”条。（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十六癸酉载金入秦。（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有的记载说李自成在大内搜到的巨额金银，大多是太监历年积累的赃款。转引自樊树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

[42]（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2页。

[43]（清）谈迁著，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仁集《逸典》“款案”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1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4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八《多尔衮传》，第9025～9027页。

[45]（清）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卷二“史可法答书”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3页。

[4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范文程传》，第9353页。(www.xing528.com)

[47]（清）缪荃孙辑，杨璐整理:《艺风堂杂钞》卷一《记国初科举》，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页。

[48]《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一日，转引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49]参见李树:《中国科举史话》，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63页。

[50]（清）谈迁著，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仁集《逸典》“款案”条，第129页。

[5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第6032页。

[5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高攀龙传》，第6314页。

[53]（明）顾宪成撰:《顾端文公遗书》，《证性篇》第三《罪言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43册，第309～310页。

[5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吴甡传》论赞，第6524页。

[55]（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56]（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57]（清）孙奇逢著，朱茂汉点校:《夏峰先生集》卷二《复魏莲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0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58]（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十五《浙中王门学案·教谕胡今山先生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0页。

[59]（清）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三《两庠汇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8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60]（清）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第3页。

[61]（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六《广师》，第134页。

[62]（清）孙奇逢著，朱茂汉点校:《夏峰先生集》卷四《理学宗传序》，第135页。

[63]（清）黄宗羲著，段志强译注:《明夷待访录》附录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3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64]（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第58页。

[65]（清）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一《学术辩中》，《丛书集成初编》第24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3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66]（清）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二《周云虬先生四书集义序》，第52页。

[67]（清）王夫之著，王孝鱼点校:《老子衍 庄子通 庄子解》，《老子衍》自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6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69]（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五代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09～910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70]（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李塨纂，王源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26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71]（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存学编》卷一《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第48～49页。

[72]（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碑志类·蒋万为墓志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4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73]（清）王夫之著，王伯祥点校:《思问录·俟解·黄书·噩梦》，《噩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1页。

[74]（清）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二《历科小题永言集序》，第57页。

[75]（清）黄宗羲著，段志强译注:《明夷待访录》，附录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铭》，第213页。

[76]（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第239页。

[77]（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存学编》卷一《明亲》，第44～45页。

[78]（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第41页。

[79]（清）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十八《答张澹庵》，第201页。

[80]（清）陆世仪:《论学酬答》卷四《答玉峰张邑翼马殿闻陈天侯书》，转引自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3页。

[81]《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子”条，第146页。

[82]《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七》，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486页下。

[83]（清）章梫纂，褚家伟、郑天一、刘明华校注:《康熙政要》卷十六《崇儒学》，引自《御制文四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295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84]参见《清实录》第六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条，第466～467页。

[85]有学者研究称:“康熙企图结合‘道统’与‘治统’，这是康熙在文化与政治政策上最有意义的成就。康熙之成功见诸当时士人普遍视之为‘道统’与‘治统’的具体象征。”黄进兴:“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载陈弱水、王泛森主编:《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86]（清）黄宗羲著，吴光整理释文:《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与徐乾学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

[87]《清实录》第六册《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二百八“康熙四十一年六月戊午”条，第116页。

[88]姚永朴著，张仁寿校注:《旧闻随笔》卷一《李文贞公》，《近代史料中国丛刊》第27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5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89]《清实录》第六册《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二百四十八“康熙五十年十一月癸丑”条，第462页。

[90]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9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92]参见（清）江藩纂，漆永祥笺释:《国朝汉学师承记笺释》卷八《顾炎武》注三“祥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4～865页。

[93]（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50页。

[9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95]（清）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顾炎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页。

[9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97]余英时著，程嫩生、罗群等译:《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9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2页。

[99]（清）昭梿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卷十《书贾语》，第317～318页。

[10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01]（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朱陆》附《书朱陆篇后》，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6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102]（清）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汪容甫墓志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9页。下引此书同此版。

[10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页。

[104]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二册《乾隆朝传·钱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