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制加强——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频繁

满清作为偏处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文明程度当然无法与已发展演进了几千年的中原地区相比，他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虽是战胜者，却积极主动地向被打败的汉人学习，崇儒重道，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

清太宗皇太极曾说:“昔我兵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至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 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从明兵在粮尽援绝的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还能死守危城，他深切地认识到进行教化，让人读书明理的重要，因而规定:“自今，凡子弟十五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81]

入关后，多尔衮和顺治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加上当时的形势需要，他们都坚持笼络汉族士人和崇尚儒学的方针。顺治九年，清廷颁布卧碑文于直省儒学明伦堂，规定:“嗣后，直省学政将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令生儒诵习讲解，务俾淹贯。”[82]这基本沿袭了明代的教育方式，以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指导思想。

康熙自幼至老好学不倦，理学造诣很深。通过长年的学习和深思，他服膺程朱之学，盛赞北宋邵雍、周敦颐、二程等取得的成就，并极力推许朱熹说:

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祍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www.xing528.com)

康熙强调给予朱熹这样高的评价，是“非书生坐视立论之易”的空言，确实是其实学实得。[83]康熙五十一年，他诏令将朱熹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84]

清廷在表彰儒学的同时，逐渐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顺治、康熙时期，天下还不太平，因而笼络士子在当时是件紧迫的事。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出身异族的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康熙皇帝，凭着其文治武功赢得了臣民们的信服，逐渐树立起集治统和道统于一身的令人景仰的“圣君”形象。[85]就连始终以明遗民身份自居的黄宗羲也说:“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86]对康熙王朝期许以实现治统与道统相统一的极高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自其统治的中期以后，康熙对成长于圣朝之下的士子不再像对待过去的遗民那样优容。康熙四十一年，他亲制《训饬士子文》，勒石于国子监，并以拓本颁发各府州县学宫，要求持有异见的士子“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否则，“王章俱在，朕也不能为尔等宽矣”。[87]康熙俨然以治统、道统集于一身者自居，向全国所有的士子宣告，他们以后从思想到言行都要以大清王朝为依归，否则将严惩不贷。

据说以宽仁著称的康熙在给戴名世等人定刑时，“徘徊竟夜，以手拂裾，纽为之解”，[88]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才作出了那个常让后人为戴名世叫冤的决断。可以想见，若只是考虑罪刑相当的纯粹量刑上的技术问题，应该不需要也不至于让他如此费心。与《南山集》案同时，康熙还以“为人不端”、“声名不好”为借口，将翰林院编修杨绪革职并勒令在官府的管制下家居，编修贾国维和贾兆风、侍讲钱名世、修撰王式丹革职。[89]康熙的这番整治，打击持有“异见”者的意图非常明显，说明他颁布的《训饬士子文》决非虚言。

雍正时期，文网渐密，乾隆时达到顶峰。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有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文字狱在一百三十起以上。[90]这一时期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显然体现了雍正、乾隆文化专制的加强，而这正是康熙后期开始的对思想文化进行控制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