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明末天下困穷，满清入关的安民政策成关键

崇祯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39]其实，崇祯缺乏明主应有的胆识和器量，不能知人善用，难以应付末代多事之局，对明代之亡他不是没有责任的。在位十七年，崇祯任用阁臣达五十人。在这样频繁的人事变动中，温体仁居然能久任八年。然而，史载温体仁其人曰:

帝每访兵饷事，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有诋其窥帝意旨者，体仁言:“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帝以为朴忠，愈亲信之。[40]

崇祯如此识人、用人，怎么能挑选得出人才来帮他应对危局? 明末天下困穷，而李自成进入大内后，竟然从四十多个地窖中搜出三千七百万两金银。清人杨士聪感叹道:

呜呼! 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 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41]

京城长安街上的一个换钱小民尚且知道:“贼信急矣，留财无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于官?”[42]倾囊捐资而谢绝崇祯的赐官。相比之下，崇祯君臣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还不愿倾力去犒劳士卒，真是利令智昏。崇祯被人盛称的节俭，对国事又有什么益处? 不过，崇祯虽不是一位可以力挽狂澜的杰出的君主，但大明没有亡于像武宗、熹宗这样荒唐的皇帝之手，却终结于至少不乏图治之心的崇祯身上，这给大明的忠臣义士们增添了更多的亡国之痛。

崇祯十五年，兵部尚书陈新甲在崇祯帝的授意下秘密与皇太极议和，参与其事的有内阁首辅周延儒和另一辅臣谢升，而且据说当时“老成谋国之臣，无不私祝望款事之成”，[43]然而事情泄露后，陈新甲被弹劾，面对舆论的压力，谁都不敢公开为这一主张进行辩护，崇祯只好杀了他以平息事端，足见当时对满洲敌视的程度之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满清虽能占领中原，但如何巩固统治确是一大难题。(www.xing528.com)

满清入关之始，即以“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为号召，一改前期入关专事掳掠的旧习，命令:“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严申纪律，约束军队。既为自己出师谋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为与前明政权的官吏联合提供了政治基础。入京后，“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诸臣降者，仍以明官治事”，礼葬崇祯，拉拢人心；收用降人，壮大自己的力量。并与民约，除正额赋役外，辽饷、剿饷、练饷等一切加派，尽予删除，迅速去除为民众所痛恨的苛政以安民、惠民。

南明政权建立后，多尔衮致信史可法，反客为主，振振有辞地声讨南明道:“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南明“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斥责南明的建立不义不正。多尔衮还宣称“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因而满清“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而且“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 [44]明朝臣民应该要对满清感恩戴德，岂能与其为敌。史可法当然明白多尔衮的险恶用心，但也不得不表示感谢:“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45]可见，清入关时采取的策略是成功的，促成了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局势。

顺治二年，清军占领江南后，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46]劝说清廷开科取士，牢笼天下人才，安定民心。洪承畴也认为:“中国之所俯首归诚者，贪图富贵也。社稷虽亡，而若辈之作八股文者，苟得富贵，旧君固所不恤。”[47]范文程的上奏可谓是从大局出发，而洪承畴本就是贪图富贵怕死之人，他的这番议论算得上是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说得虽然露骨，可也确是洞悉了对功名趋之若鹜的不少士人之心。顺治二年举行乡试，仅顺天一地，“进场秀才三千”，多尔衮惊叹:“可谓多人”。[48]顺治三年三月殿试，录取进士四百名。顺治朝八科，共录取进士二千五百九十一名，举人近万名。[49]可见，通过科举的途径，清廷拉拢了大批汉人文士，这既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又为其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人才。

当清廷上下极力笼络人心之时，南明的弘光小朝廷里，文臣们忙于争权夺利，排斥异己，地方将领则拥兵自重，各自为政，闹腾不已。当时民谣说:“弘光年，要做官，非骑马（马士英），即种田（太监田成）。”又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宰相只要钱，天子但呷酒。”[50]在这样的朝廷中，就算是有几个实心为国的大臣如史可法等，也注定要遭到排挤，空洒一腔热血而无补于事。其实，清廷入关后，虽然很及时地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措施，但也有不少弊政滋扰民众，如圈地、逃人法、剃发令等，更不必说对敢于抵抗者的血腥屠杀，尽管震慑了大量的胆小之辈，却激起了更多志士抗争的勇气，而且那些为清廷鞍前马后效命的投降派，大多都是见风使舵之人，只要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满清的急转，他们立即就会弃新朝如敝履，重新反正。南明小朝廷若能精诚团结，激励士卒，鼓舞民心，保住半壁江山进而归收复中原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内乱频起、更历三王和一监国那样混乱的情况下，南明也还支撑了近二十年。

民以食为天，特别是遭受长期战乱蹂躏的地区，广大百姓盼望过上安宁生活的愿望尤其强烈。在明末的几大势力中，实际上只有满清尚能采取一些切实的安民政策。李自成虽以“均田免粮”为口号，但他领导的农民军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地方政权，均田免粮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支农民军张献忠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另外史籍多称他嗜杀，恐怕不会全是污蔑之词。崇祯深知加征、加派之害，但他总是要求臣民们再忍耐一下，希望一举消灭流贼、戡平东虏后，再与民休息。满清入关后，立即宣布实行轻徭薄赋，在战乱的环境里，也许未必能贯彻执行，但总该胜过明朝明目张胆地强征。明亡清兴、冠服异制，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是需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但这若是真能换来太平日子，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他们，渐渐臣服于新朝是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