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统治下的民生改善及人口增长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改善民生以争得民心是其立足的关键，满清统治阶层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多尔衮入关后在数落明朝弊政时说:

至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科，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既而不与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等，部议止给五分之一，高下予夺，惟贿是凭。而交纳衙门，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明是三饷之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秕政。

多尔衮对明末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及召买粮科等，给民生带来的种种危害进行了较为中肯的分析。他进而宣布:“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为了保障这一方针能够落实，他宣令:

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凡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赇等事，朝闻夕奏，毋得少稽。若从前委理刑官查盘，委府州县访恶，纯是科索纸赎，搜取赃罚，名为除害，实属害民，今一切严行禁绝。州县仓库钱粮，止许道府时时亲核。衙蠹豪恶，止许于告发时从重治罪，总不容假公济私，朘民肥已。[24]

告诫各级官吏要按规定认真执行，并加强监督，表示对胆敢违犯者将予以严惩。多尔衮的政策于随后顺治帝在北京的即位诏书中被肯定和细化。

废除明末诸多加派，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万历时期赋役的征收标准，入关后的清廷应该说是努力实现了这个目标。《清史稿·范文程传》载:“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于是议遂定。”[25]孟森认为范文程的想法与清廷的主张是契合的，这显示了满清自有其立国之器量。[26]清初虽征战不已，这一赋役原则却没有改变。十七年正月辛巳，顺治颁诏大赦天下时仍然重申:“额征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其天启、崇祯年间加增尽行蠲免，通行已久，如贪官污吏例外私派多征扰民者，该督抚按题参重处。”[27]可见，虽然可能存在执行不力的情况，但废除明末加派、照万历时标准科征作为国家的施政方针，确实是不断被强调并要求遵行的。

康熙认为:“夫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28]有清一代，因兵、灾而蠲免各地钱粮的记载，的确可谓史不绝书。就普免天下钱粮而言:

康熙五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八十五万四千一百六十九两。乾隆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九十四万四百两；三十年同四十二年，二千七百五十九万两有奇；五十年，二千七百七十余万两；六十年，二千七百六十四万一千九百余两。[29](www.xing528.com)

另外，康熙四十三年以前，还次第将直省钱粮宽免一遍。[30]因此乾隆五十五年，当内阁大学士尹壮图上奏时说:“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31]乾隆大为恼火，声称:“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未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帙，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32]如此施惠于民，百姓怎会“蹙额兴叹”呢，他认定这是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枉他及百姓，因而将其革职留用。这当然是乾隆晚年自以为是，听不进逆耳忠言，冤枉了尹壮图，不过，清廷惠泽百姓的努力还是应该肯定的。上述清廷不断蠲赈、普免钱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生产发展、国力强盛的状况。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封建王朝的兴衰。清代注重兴修水利，对永定河、黄河、淮河、江浙海塘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积极鼓励垦荒以扩大耕种面积，到康熙末年，全国耕地面积已达八亿亩，超过了明朝的最高数字。[33]

人口增长应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人口增长如果低于或高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从而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由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长期存在，清代人口增长很快。仅从乾隆时期来看，从乾隆六年的1.43 亿 [34]到五十九年的3.13亿，[35]半个世纪人口增长一倍多。但过快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种种问题在乾隆时期日益凸显，尤其在粮价方面表现突出。五十六年，乾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他说: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祗有此数，而日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即闻乳保等有物价昂贵，度日艰难之语。今又七十余年，户口滋生，较前奚啻倍蓰。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有所不能。[36]

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过快的人口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压力，改善民生很是困难。

在清代，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高的，正常年景大概能够维持温饱。即使是在盛时，一遇灾荒，也难以为生。乾隆十三年，乾隆说:“向来外省有资送流民之例，盖因地方小有旱涝，而愚民轻去其乡，以致抛弃室庐，荒芜田亩。”[37]在他看来，老百姓的习气不好，轻去乡里，灾荒只是他们逃亡的借口。其实，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离乡别土总是件难堪的事，若不是出于无奈，谁也不会愿意在颠沛流离之中苟活。到嘉庆、道光时期，情况更是这样。段光清在其自撰年谱中记道:“（嘉庆二十五年）五月大旱，直至秋冬不雨，秋成无收。先父命余往佃庄监割，见农家男妇大小，或捞水草以充饥，或掘土虾以果腹。归语先父，先父叹曰:‘余家亦应啜粥，以应天灾。’自是天灾连年，余家每一粥一饭，习以为常。”[38]普通地主乡绅家，年景不好，通常也就是粥饭相间为食。佃农之家一有灾荒，即无以为食。他们在以“水草、土虾”充饥的情况下尚未流徙他方，可见乾隆帝所称“愚民轻去其乡”的话是没什么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