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桐城派法律思想研究：礼法与情理的结合

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前人对其研究的成果虽然很多，但大多是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的，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评析，如高黛英的“20 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江小角、方宁胜的“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张晨怡、曾光光的“桐城派研究学术史回顾”（《船山学刊》2006年第1期）等，现选择与本书的相关的成果略述其概况，余不赘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学者对桐城派多持否定态度: 从文体而言，否认其文艺性、有用性，如陈独秀视方、刘、姚为“妖魔”，钱玄同斥桐城派为“谬种”、“高等八股”等；从思想而言，批判其为封建统治服务，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桐城派“思想基本上是与统治者一鼻孔出气”。不过，也有学者对桐城派作出一些较为客观的评价，胡适肯定桐城派“使古文做通顺了”，功不可没。姜书阁的《桐城文派评述》（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被称为是论述桐城派缘起、发展和衰落情形的第一部专著。就桐城派的功过而言，他大体认可胡适的观点。李鸿翱的“桐城派在社会主义有无作用”（《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及其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认为其“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的”，对于今天而言，“它也还有很小一部分，是有继承价值的”。钱仲联在“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梦苕庵读书札记”（《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一文中，引用大量史料，辨析了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驳斥了桐城古文为时文变种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桐城派的研究逐渐兴盛。这一时期的研究明显有别于前期，主要表现为: 注重对桐城派的文学性研究，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得到肯定；对桐城派思想性的分析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评价相对客观；研究成果形式多样，研究领域日益拓展。

桐城派综合研究方面的专著有: 魏际昌的《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将“义理”与“辞章”相结合来探讨桐城派，颇有特色。王镇远:《桐城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分析了桐城派主要作家的生平与思想、文学理论、创作成果等，对桐城派的发展做了系统的介绍，观点较为客观。王献永的《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作了探讨和总结。吴孟复的《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论述了“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史论结合，确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周中明的《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不仅阐明桐城派主要作家的生平、文论以及创作成果，而且探讨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桐城派与阳湖派、湘乡派的关系，评析了桐城派的历史地位，颇有创见。(www.xing528.com)

有关桐城派作家个人的研究专著有: 徐文博、石钟扬的《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年版），对戴名世的生平、古文理论及成就、史学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其在桐城派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新加坡学者许福吉的《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方苞个人为出发点，探究他的身世、古文作品、文学理论，分析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他的交游和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王达敏在《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对桐城派的产生过程、姚鼐在创派中的地位与作用、姚鼐与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少新见。

研究论文有: 1986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 2008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总结了当时桐城派研究的成果，对桐城派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方铭的“桐城派评价新论”（《安徽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应将桐城派看成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构成”，对桐城派的思想性予以积极评价。王镇远的“桐城派与时代风尚”（《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提出要从清代的政治、文化、社会风尚等大的历史背景出发，对桐城派的历史沿革作全面考察，促进了桐城派研究视野的扩大。其后，施立业的“论姚莹的哲学思想——桐城派经世思想探讨”（《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汤奇学的“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曾光光的“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江淮论坛》2003年第5 期）、周中明的“论姚鼐鲜为人知的一面——民主性和进步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 期）等，着重从哲学、社会思潮等新的角度研究桐城派。

总之，前人对桐城派作品的整理，对他们生活的经历、社会环境、政治背景的探讨以及对其思想的剖析，为本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目前尚无人对他们的法律思想进行专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