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780年8月1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松树林时,美军士兵也排好了战列。
“等看到他们的眼白再开枪!”军官再三叮嘱,而此时军令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军阵营。
鲜红色的人墙现身了。“他们来了,战线拉得和我们一样长。”旭日东升,奥索·霍兰·威廉斯留意到自己所想的也是敌军纳闷的地方,就朝霍拉肖·盖茨奔去,而盖茨“似乎在等待时机——没有下任何指示”。
威廉斯深知此时是箭在弦上,便迫切要求盖茨下达攻击指示。
盖茨将军厉声答道:“你说的对——进攻吧!”
威廉斯跨上他那匹黑色战马,“赶紧去找爱德华·史蒂文斯将军”。其麾下的弗吉尼亚民兵“立即精神抖擞地紧随他的部队出发了”。威廉斯又召集了四五十名志愿兵来壮大攻势。二等兵团迅速集合完毕,马里兰师挺上前线,他们奉命担任前哨,拖延敌军进攻的步伐。“到树林里去!打完一枪尽量跟上不要停!”
战役拉开序幕,莫迪凯·吉斯特环顾战场,这里是一片沼泽,针叶林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沃克斯华路两侧,给英军从侧面攻击美军带来了难度。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红衫军只能集中其人数较少的兵力,向爱国者大军发起正面进攻。可是,当盖茨组建大军时,无意间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美军最弱的部队——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民兵——正面对抗英军久经沙场的第23团和第33团正规军部队。英军通常会把战斗力最强的分队置于右翼,发动“右手”进攻。按理说,美军也应该把其精英部队——打先锋的马里兰师和特拉华团——挡在英军兵力最强的部队前面。
美军的精英部队——吉斯特的马里兰第2旅,其中包括马里兰军的三个团,以及罗伯特·柯克伍德上尉率领的坚毅的特拉华团——在沃克斯华路右侧沿线排成一排,延绵近1英里长。“(我们)排好了战列……天一破晓就架好了我们的兵器。”柯克伍德回忆时说。
红衫军齐声吼道“冲啊!”整排齐齐射击,冲过沙质的战场。
一些民兵忘记了等看到敌人眼白再开枪的命令,他们几乎立即就退缩了。一位北卡罗来纳士兵回忆道:“我觉得我的枪是最先开火的,尽管有军令在前,可是,敌人离我们太近了,如入无人之境,我想也没想就开了枪,希望先发制人,避免被对方杀掉。”霎时间,战线上下尽是高声怒号。
刺刀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红衫军向弗吉尼亚民兵一拥而上,民兵“几乎瞬时崩溃。他们恐慌地扔掉已经上膛的武器,仓皇逃离”。民兵队伍里只有一个团抑制住逃跑的冲动。很不幸,美军左翼战线已经溃不成军。一位亲历者写下令众人惊慌失措的本能,“像电一样突如其来——凡是所到之处,都会产生无法抗拒的共振作用”。
威廉斯、吉斯特以及吉斯特的朋友约翰·史密斯上尉前去设法稳住溃逃的民兵,可是英军无情地打垮了这些业余战士。相反,美军的右翼坚守住了。
战场上硝烟弥漫,蒙住两军的视线,柯克伍德想起当时“战况危急,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马里兰军稳如磐石,死守阵地。“吉斯特将军让手下部队维持着良好的阵形,用轻型武器和大炮,不断向第33团以及整个左面战场,发起猛烈而精准的打击。”巴纳斯特·塔尔顿如是写道。
由吉斯特指挥的马里兰第2旅,仿若一把尖刀直插向爱尔兰志愿军。这支志愿军队伍由爱尔兰贵族弗朗西斯·罗顿勋爵,塔尔顿的挚友率队。罗顿被誉为英军队伍里“最丑恶的军官”。他首次在邦克山战役中亮相,很快便连升几级,获得了康沃利斯等上级的首肯。1777年秋天,他奉命从13个殖民地募集爱尔兰裔志愿军,而那些志愿军们此时在战场上面对的就是他们的美国同胞。
位于爱尔兰志愿军对面的是约翰·伊格·霍华德,他现在已经是美军阵营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他骑着战马,高喊:“射击!”一听他指挥作战的号令,战士们纷纷冲上前去。一位英军军官回忆道:“敌军发射了可怕的葡萄弹……我带了一个连,牺牲了一大半,我旁边那个连则损失了2/3的人。半小时过去了,战局依然不明朗。”
美军二次反击爱尔兰志愿军,罗顿的部队开始有所动摇。马里兰战线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锐利的本能已经被严苛的纪律和艰苦的服役生涯磨灭,他们冷冷地看着民兵陷入混乱”。威廉斯写道。
这一次,战场上几乎看不见任何事物。“死一般的寂静,硝烟未尽,整个天也是灰蒙蒙的,很难看清双方的战况如何。”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尽管能见度很低,马里兰军坚守不让,康沃利斯却感受到战局走势正发生转变。伯爵组织迂回战术,却发现他的敌人开始动摇,他便骑马冲进战场的喧嚣,“神情冷峻,闯入猛烈的战火之中”。
康沃利斯用他身先士卒的英勇表现激励着士兵:“爱尔兰的志愿军们,你们是最好的战士!向那帮无耻之徒冲啊!拿出气魄来!”
约翰·德卡尔布的勇气和康沃利斯不分上下,他骑着马上下奔走于阵线,鼓励部下坚守阵地。突然,他的马一蹶不起,被英军一颗子弹射中而死。
英军步兵团袭击吉斯特部队的左翼。康沃利斯让塔尔顿的骑兵团加入战斗,给美军以致命一击。
虽然盖茨战线被撕裂了一个大口子,德卡尔布还在继续战斗。这位花甲之年的巴伐利亚人不顾战马已死,依然寸土不让。德卡尔布的副官还记得当时英军紧逼这位马里兰师指挥官面前,“德卡尔布落入敌手,身负八处刺刀的刀伤,还中了三颗滑膛枪弹。当时我站在男爵身边,和他共度生死,我的手和胳膊都受了伤。”
威廉斯从斯莫尔伍德的第1旅往回走,来到吉斯特和德卡尔布处,看到他们正与敌军拼个你死我活,便召集了本杰明·福特率领的团,“我召集这个团不是为了撤退,而是要回击敌军。他们已经恪尽本分了。我们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被敌军包围了,只见敌军端着刺刀向我们冲来。”
马里兰师被英军三面包抄。在这一危急时刻,威廉斯和吉斯特寻找斯莫尔伍德,“然而,他却不见了踪影”。
吉斯特继续同其他马里兰士兵协同作战。盖茨的一名副官查尔斯·马吉尔少校写下了马里兰师的战况:
战士们英勇顽抗,为不朽的荣誉而战,可是最后被迫让出阵地,几乎全都牺牲或被俘;吉斯特的部队做出英雄的表率,斯莫尔伍德的部队也是如此。不过,我军左翼没有更多兵力,导致我们没有机会施救……吉斯特的部队也插上刺刀朝敌人冲去,起初也吓退了敌军……然而,要不是那些民兵怯战而逃,我军人数是足以对付敌人的。
塔尔顿和英军步兵团联合起来,向美军阵线发起攻击,引发一场焦灼的混战。“战场上满是溃逃之众和无情的残杀。”美军阵线全线崩溃。(www.xing528.com)
吉斯特试图重新集结自己的部下,有序撤退,这样能间接帮助盖茨大军残部撤离。据塔尔顿回忆:“吉斯特准将带着约一百名大陆军的部队逃走了,趟过美军阵地右面的沼泽地,而英军骑兵没能跟过去;这是唯一一支以集体状态撤离战场的队伍。”
德卡尔布还在负伤作战。男爵在倒下之前还用佩剑砍死了一个红衫军。英军士兵开始剥除这位垂死巴伐利亚人身上带有金色绣花的制服。康沃利斯骑马上前,立即制止。他同情地说:“对不起,阁下,看到您我很难过,不是因为您被打败了,而是因为看到您伤得这么重。”
德卡尔布当时已经奄奄一息,传闻说他看了康沃利斯一眼,豪迈地回答:“谢谢您如此慷慨的同情心,但我是一个为人权献身的战士,死得其所。”
在逃向布鲁克林途中,马里兰师穿越战场旁边的沼泽地,逃出生天。塔尔顿率军紧随其后,用佩剑和手枪拦阻了仓皇而逃的美国大陆军和民兵队伍。
激战正酣之际,一名大陆军战士跑向约翰·伊格·霍华德,通知他有一名马里兰军官受伤。霍华德随即启程,帮战士们从战场上救下这位受伤的军官。一位马里兰军官后来回忆起吉斯特和霍华德以及他的马里兰同僚的英勇事迹:“我看到吉斯特将军、霍华德上校还有其他人脸上,都是那样一幅冷静而无畏的表情……我相信我们本来可以攻下那里,我觉得我们可以打败那些英国士兵。”他还说霍华德是最后离开战场的人之一,同行的还有非裔美国人托马斯·卡尼,是卡尼“扶着霍华德离开的”。
与霍华德和吉斯特截然相反,霍拉肖·盖茨将军则给自己脸上蒙羞,他是第一批离开战场的军官。有报告显示战场上没有看到斯莫尔伍德的身影。斯莫尔伍德在写给马里兰政府的信里,粉饰了逃离战场的事实,只拣对自己最有利的部分进行了串联:“我和被打散的马里兰师余部一起沿着沃克斯华撤退了,一起走到夏洛特才落脚。”
这些战士为保命逃了20多英里,接着又陷入一片混乱。威廉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后方传来妇女和伤员的哭喊,逃亡的部队惊魂未定,有些马车夫一惊一乍地解开车队,骑上了马逃离战场。”
就在那一个多小时里,美军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败仗。现在联邦的南方殖民地随时都可能遭受英军袭击。
开战之前,盖茨曾命令大军那拥有近200辆马车的辎重车撤出战场,但马车夫没有理会将军的命令。结果,由于没有听从军令,跟随大军流动的平民和女眷都完全处于英军控制之下。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军的骑兵——奉命守卫辎重车——此时竟然在趁火打劫。轻龙骑兵开始冲进车厢,把衣服、食物以及马里兰军官的钱币都扯了出来。他们还贪婪地打破了装杜松子酒的箱子,打开酒瓶后递来递去。
康沃利斯的兵站总监视察了战场,也记录下战争留下的伤疤。“延绵几公里的路边躺满了遭受我军追击的死伤者,还有大量的死马,残破的马车以及散乱的行李撒在路面上,呈现出一幅充分诠释其恐惧和混乱程度的景象。我们找到无数兵器、背包和装备,可见美国人当时是多么害怕,多么惊慌。”
马里兰师和民兵来不及细看洗劫的情况,便逃走了。马车夫恨不得马背上长出翅膀来,他们走过哪里,就把马车上的行李丢到路边去,留下了明显的标记。大陆军和民兵涌向北方,一边寻找战友,一边躲避塔尔顿骑兵队的追击。当地的托利党人也同样危险,他们总算找到机会打击不幸且四分五裂的爱国者们。康沃利斯激发了托利党人的自信,他们现在可以公然反对自己的殖民地同胞了。许多美军士兵在逃跑过程中丢弃了自己的武器,让英军的帮凶轻易拿走,“每天都能捡到不少武器,拿走值钱的东西”。
从现代反暴动方面来看,康沃利斯的战略性胜利左右着独立战争真正的重心,即平民。随着战争进程,他们的忠心可以——也的确是——随便在大英帝国和美国联邦之间左右摇摆。有了这场胜利,效忠派美国人腰杆挺得更直了。
平民不是唯一受卡姆登惊天一战影响忠心的人。将近130名大陆军和民兵也倒戈投靠英军,据威廉斯记录,“他们抓来一些俘虏,抢劫他人财物,虐待他们遇到的所有逃亡者”。俘虏面前只有几个选项:要么在监狱船上逐渐消瘦而死,要么加入英军,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甚至可以逃走。对许多人来说,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对有的人来讲,他只是单纯想要站在胜利者一方,因为这样就可能获得胜利带来的财富。
詹姆斯·古丁就是被迫加入英军队伍的马里兰二等兵,他在报告里说:“我受了伤,我的肚皮和大腿都被打穿了。我在卡姆登躺了大概三个月。”伤势愈合之后,他就逃离效忠派,重新加入爱国者军队,在霍华德麾下的轻步兵团服役。默默无闻的特拉华大陆军战士迈克尔·多尔蒂也是一个幸运的叛变者。“我们团全军覆没……我很倒霉,受了伤,被抓去当了俘虏。”他回忆道。传言道,这次他又一次因为讨厌坐牢,而“听从劝解,加入了塔尔顿的军队”。他后来悔恨地哀叹:“我真是犯下了一个大错!我从来没在如此糟糕的连队里待过。”
面对一旦被捕要么被囚于英军的监狱船,否则就得死的局面,吉斯特、约翰·冈比、霍华德等巴尔的摩独立士官连的元老级成员都为活命而逃。吉斯特和霍华德还集结起部分撤离的马里兰军队。他们一起踏上漫长的征程,朝夏洛特走去。
撤离的战士们“是一大群流离失所的人”。威廉的笔下描绘出这幅“士兵蒙受奇耻大辱的肖像画,整个行军队伍稀稀拉拉……还伴有悲惨、忧愁、焦虑、痛苦、贫穷、骚乱、混乱、羞耻和沮丧”。
吉斯特麾下的军官加萨韦·沃特金斯中尉,“被塔尔顿的骑兵追赶,翻过由11根圆木堆砌而成的栅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吃过东西,也没见过其他任何人,躲在树林里睡觉”。
战士们发现夏洛特的粮食也不够。吉斯特则下令继续北上,前往索尔兹伯里。由于基本没有固定路线,导致罗伯特·柯克伍德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是在逃亡。“直到我们21日抵达了索尔兹伯里,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在撤退。”战士们饿得饥不择食——主要吃的是桃子和西瓜——他们避过当地托利党人的眼线,行军近200英里。起初,主管高级军官还是斯莫尔伍德,他自称负责指挥掉队士兵。
他们同盖茨会师了。逃离战场之后,盖茨在马背上度过了三天半,走过的路程甚至比最有经验的骑手还长。
衣衫褴褛的残兵败将进入了希尔斯伯勒,准尉副官威廉·西摩是忠诚的美军老战士,据他回忆:“每天都有逃亡士兵从卡姆登过来,可是他们的情况真是糟糕透了,又饿又累,衣不蔽体……这些战士需要重新提供全套制服、军帐和毯子。”
很难统计美军的真实损失;然而,有人预测过,至少650名大陆军死亡或被俘。马里兰师在卡姆登战役中死伤过半。不过,这支大军的余部慢慢在希尔斯伯勒会师,战役结束的两三周后才聚集完毕。正如之前屡败屡战时一样,马里兰军又一次重新集结起来,帮助重建整支部队。
弗朗西斯·马里昂解散部分大陆军士兵时,出现了值得一书的亮点。沼泽狐狸是这样描述此次保卫行动的:“袭击了皇家卫队第63团和威尔士王子军团等托利党人。俘虏了22个(英国)正规军和2个托利党人,从马里兰战线救回150个大陆军。”
在卡姆登取得大捷之后,康沃利斯飞黄腾达了。不论是欧洲,还是在亨利·克林顿位于纽约的指挥部,都认为独立战争战局最后会倒向有利于英国。看到英军接连取胜,荷兰停止向美国供应火药、补给和装备,甚至对巴黎也有了威慑力。自从美法联盟结成后,两年来,除了让-巴蒂斯特·德斯坦搞砸的两次行动之外,盟军几乎没有可观的战果。有人质疑法国还会坚持参战多久,是否要弃美法结盟条约于不顾,私下尝试与英国和解。参战把法国推向财政危机,而取得英国原谅似乎可以给法国抽离战争找个台阶下。法国大有可能调走军队,停止资助美国。几个月后,俄国和奥地利提议召开调停和解会议来结束战争,这也许是对美国独立而言最大的威胁。
对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国家来说,1780年的形势似乎比1776年秋天更为严峻。大陆会议里的“和谈派”开始号召同大不列颠帝国谈判。美军的士气降到最低点,许多人相信战争会以某种和解方式结束,而不是以爱国者如愿以偿地赢取完全独立告终。美军赢下1781年的几场关键战役时才抓住一线希望。如果英军可以单纯保持现状,继续巩固其在南卡罗来纳的成果,在没有重大伤亡的前提下扩充效忠派军队,英国似乎就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康沃利斯和英军势不可挡。一位军官这样描写康沃利斯:“他的军队就是他的家,而他就是一家之长。没有党派分裂,没有明争暗斗。军队的领袖如此受人喜爱,如此忠于他的国家,他的军队又怎能不团结?有了军队带给他的强大自信,他可以打下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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