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王牌：美国革命史上的精英部队

轻步兵穿行在夜色中。尽管已是盛夏，夜晚却很凉，风声呼啸。马里兰军和其他大陆军士兵正鱼贯地在坚实的土地上走过，跳入齐腰深的厚重且呈绿色的粪肥里。因为任何细微的声音都会向英军暴露自己的行踪，结果基本上只有一个——当场毙命——士兵们全程噤声。他们隶属于由20人组成的“绝望分队”，类似于突击队——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敢死队。绝望分队作为百里挑一的精英，要率先袭击北美地区最难攻破的堡垒，必须先设法突破英军设置的高难度障碍，然后直接冲进英军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机会非常渺茫。

队员们挎着沉重的斧头和滑膛枪，设法在鹿砦上开了个洞——迎接他们的是尖利如刀的木桩，悬在半空，随时准备刺入任何企图穿过防线之人的身体，撕裂他们的四肢——斧头是拆除第一道防御工事的必需工具，以便其他突袭部队能够进入。只有鹿砦被拆除后，其他突袭部队才能进入堡垒。绝望分队将用斧头慢慢地从木桩里劈开一条路，而敌军还在不断向他们开火。如果他们能活着完成第一项任务，还要再次举起斧头，砍穿第二道有敌军重兵把守的厚重的鹿砦。

1779年7月15日，队员们从斯普林斯蒂尔农场出发，该农场位于纽约的斯托尼角堡以西1.5英里处。“疯子安东尼”韦恩将军曾下令：“任何战士不允许有一丝恐惧，如有战士在面临危险时，试图后退或逃避，他身边的军官有权立即将其处死。”如有任何人说话或卸下滑膛枪，也会同样被处死。军官们携带了戟——这是一种长且锋利、骇人的铁制长矛，末端插在木棍上——在必要时，军官可以毫不犹豫地用它实施韦恩将军的命令。

至少有一名士兵违令了。一位军官后来报告：“分队爬上了山。有士兵擅自出列，给滑膛枪装填弹药。我命他归队，并停止给滑膛枪装弹。他拒绝服从命令，说他不理解不开枪怎么打仗。我立即刺穿了他的身体。”

行刑的军官悔恨不已，后来向带队指挥官吐露施刑的细节，指挥官则毫不掩饰地说：“你执行的任务确实痛苦，但正因如此，也许，我们的胜利才有了保证，更多勇士们的生命才得以存续。你放心吧。”

尽管绝望分队执行的是自杀式任务，但士兵们都将其视作荣誉的标杆。分队里不乏志愿加入的战士——“由战功显赫的军官率领的一帮亡命之徒”。率领绝望分队和先遣部队攻击斯托尼角左翼的军官正是马里兰军的杰克·斯图尔德少校。

早在斯托尼角战役打响的7天前，斯图尔德就开始担任该角色了。他骑马登上位于堡垒西面高约800英尺的巴克伯格山山顶，又和轻步兵团的新指挥官韦恩一起，侦察当地崎岖的地形，这片陆地向外突出，插入哈得孙河。这座面积为90英亩的半岛海拔约150英尺，三面是岩层裸露的悬崖峭壁，只有一面由一片沼泽地阻隔，不得近前，这片沼泽也充当了壕沟的角色。

一个半月之前，1779年5月30日，6000多名英军离开了其位于扬克斯的驻地，向哈得孙河上游前进。他们占领了斯托尼角，具有绝佳的优势。当时，峭壁上还有美军所建砖房的残垣断壁，当时美军匆忙逃脱英军打击时放了一把火，把砖房烧成平地。就在英军占领此处的几天前，英军还忙着修建“魔鬼降世般的”浩大防御工事，其中配备有15门大炮。

河的正对面也立着一座英军堡垒，人称“弗普朗克角”。红衫军即刻便开始在斯托尼角和弗普朗克角修筑防御工事，两处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防守位置。华盛顿·欧文把这两座建于峭壁上的堡垒誉为“赫拉克勒斯石柱”，英军则把此地命名为“美洲的直布罗陀”。双堡守卫着横渡金斯渡口——连接新英格兰与南方各殖民地——的咽喉部位。距离西点约有13英里，直逼美军哈得孙防线的要塞。双堡就像一把尖刀，瞄准了美军置于西点的防线；又像一张网，引诱华盛顿军南下，这样美军就会遭受英国皇家海军来自水陆两栖的攻击，被切断退路。

为了开辟战场，英军砍倒了附近的大树，又用树干修筑起两道鹿砦。锋利的圆木连绵不断地贯穿半岛背面，再向下延伸至水平面，面向西面。在这座堡垒中，英军修筑了两道防御工事，靠上的一道被英军称为“山间台地”，而靠下的一道就在沼泽附近。皇家技师们为后者修建了“V”形工事，以法语单词“flèches”命名，意为“箭头”。在“箭头”上方，英军布置了军队和加农炮，只要美军对堡垒发起进攻，他们就能实施纵向打击。

英军集中了强大火力在斯托尼角。他们在防御工事后面架设了15门大炮。这些重型炮包括一门12磅、一门18磅和一门24磅重的炮。为防止美军偷袭，英军还排布了几台迫击炮，其中一台可以发射48磅重的炮弹，就像用大镰刀收割麦田里的小麦一样，轻松消灭袭击者。

守卫斯托尼角的是第17步兵团的8个连（两年半前经历普林斯顿战役的许多老兵也在其中）以及第71步兵团的两个掷弹兵连。第71步兵团以弗雷泽的高地军著称，于1775年在斯特林、格拉斯哥和因弗内斯组建的军团，成员大多是联合在美国打仗的苏格兰各大家族人士。军团的几名军官就是氏族首领，自长岛一战后，高地军参加的都是最激烈的战斗。效忠派也派出一支分遣队协助英军防守，其中一员就是曾在马里兰军第4团服役而后叛逃的约翰·威廉斯。还有一些和威廉斯一样倒戈的美国人也在斯托尼角驻守，比如有趣的机会主义者迈克尔·多尔蒂，他在1777年5月随特拉华团作战，一个月后便做了逃兵，经历几个月的漂泊，8月再次参军。除了军人，还有一些妇孺及数名非裔美国奴隶与军队同住。

乔治·华盛顿很快便洞察到这两座堡垒带来的潜在威胁，立即为发动突袭部署情报搜集工作。他委任韦恩——新成立的轻步兵团指挥官——担当此任，他写道：“敌军在弗普朗克角和斯托尼角架设堡垒的重要性已经昭然若揭。我们应该尽量拔除隐患，特委派你速速尽全力搜集准确情报，了解驻军人数、周边河流状态、当地及邻近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防御工事的位置和防守强度，不得延误。”

韦恩还没接下新任务，华盛顿又写信寄给了亨利·李少校。人称“轻骑兵哈里·李”——他的儿子罗伯特·E.李就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最有名的将军——他有两任妻子，共育9个子女。他在战前毕业于新泽西大学，当了律师，马术高超。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轻骑兵哈里从骑兵队伍里脱颖而出，是最杰出的骑兵军官之一。他极为严格，一次他对抓捕回来的逃兵处以斩首之刑，以儆效尤。华盛顿听说此事后，命令李藏好那人的尸体，不要展示给其他士兵看。

这一次，华盛顿渴望得到情报，而且是立刻得到。他恳求李说：“我现在只有请求你出力，让你的亲信去搜集情报；必须渗透进斯托尼角的工事，除非找不到入口，否则你们必须搜集最可靠的情报，详细描述工事的结构、敌军的精确位置和驻军的兵力。如果你们成功搜集到情报了，我在此恳请你们即刻把敌军工事的草图发给我，这样我就明白了。”

李为了这次大胆的任务，指定了一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无名英雄，其中一位就是阿伦·麦克莱恩，他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商人家庭，后来搬到特拉华。麦克莱恩和莫迪凯·吉斯特一样，将自己的私人财产用于资助自己连的同僚了。在前往斯托尼角之前，麦克莱恩的非正规军连队就从特拉华团分离出去，在李的骑兵部队里担任步兵或不骑马的轻龙骑兵。在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日子里，麦克莱恩都像一匹独狼，担任侦察兵和非正规军的长官，时常位于敌军战线后方。他对符号有特殊的第六感，早在贝内迪克特·阿诺尔德叛变的几个月前，他就嗅到了蛛丝马迹，但当时很遗憾，华盛顿并未采纳，而是打消了他的疑虑。

麦克莱恩是突破斯托尼角、刺探英军机密的最佳人选。他非常机智，换上打猎服，背起山民常用的猎枪，举着白旗走入堡垒的正门，在敌军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搜集情报。与他同行的还有史密斯夫人，这位女士来自附近的乡下，本是来探望自己的儿子——驻守在此的6名美国叛军之一。

麦克莱恩一进入堡垒防线内部，骄傲自负的英军军官就对他百般讥讽，嘲笑他是乡巴佬。“你觉得我们的堡垒怎么样？”英国人问，“能把华盛顿先生堵死在外头吗？”

“我可什么也不懂啊，”麦克莱恩答道，“我就是个砍柴的，只会摆弄我的猎枪，不过我猜那个将军——将军，哦不好意思，不是‘先生’——可能要费尽心思才能打进这样的堡垒来吧……相信我，我们还没有蠢到要去挑战明知不可能的事情。”

说话间，麦克莱恩用他锐利的双眼留意到内堡还未完全搭建好。他将这个信息报告给李，李又把消息传达给华盛顿，华盛顿开始制定计划了。

情报的另一宝贵来源是一位英军逃兵，他报告称斯托尼角右翼或者说南面的河滩“只用一道小鹿砦隔开”。在低潮时，鹿砦没有全部没入水里，为进入堡垒打开了一扇后门。

有了这一最新情报，华盛顿向韦恩描述了突袭计划。他千方百计而事无巨细地把计划传达给韦恩。

此番进攻，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这次任务只能交给轻步兵来完成，他们趁着夜色行军，要严格保密……进攻路线应该是沿着南面的河水，穿越河滩，进入鹿砦。（突袭队）必须安排既稳健又坚决的精英战士，听从指挥，能扫除障碍，保持警惕，冲破敌军防御。所有队员必须携带上了刺刀的滑膛枪，但滑膛枪事先都不装子弹。这些就是我大致的突袭计划；但是，你有权违背。

他后来又叮嘱了韦恩务必保密；“这项任务一定要隐蔽，直到最后一刻才能通知你最信得过的军官……一旦敌军收到消息得知你们的意图，哪怕是在你们行动前十分钟收到，也功亏一篑。”

轻步兵团仅建成数月，韦恩作为指挥官，准备这次突袭行动时也是万分谨慎。轻步兵团集结了约1350人突袭斯托尼角，其中有不少马里兰军士兵都是从各个军团的精英部队里选拔出来的优秀战士。他们兵分两路。韦恩又在其中挑选了两支特别的先遣部队担任此次行动的先锋队。率队军官都是由华盛顿钦点，杰克·斯图尔德少校就是其中一位。

轻步兵团的战士肩并肩地列好战队，两眼注视前方，安纳波利斯本地人斯图尔德正骑着马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为先遣部队物色人选的职责就落到这位勇敢的指挥官身上。他看着志愿加入绝望分队的战士，大喊：“我只要最好的兵，愿意为国家出生入死的战士。”士兵们热切地跨步上前，愿意加入敢死队，其中许多都被拒绝了。受少校一番慷慨陈词的激励，文森特·瓦斯和他的袍泽战友塞缪尔·阿诺德等人还向前跨了三步。瓦斯后来称赞斯图尔德“说话非常聪明”。斯图尔德的用词一定直击人心，鼓励战士们先不去想付出生命的极大可能性。

斯图尔德还为余下数百人规模的先遣部队募集到志愿兵。许多马里兰军都积极响应，例如约翰·班特姆，经历过布鲁克林、怀特普莱恩斯、蒙茅斯和日耳曼敦战役的老兵，还有非裔美国自由民乔治·迪亚斯^[1]（或戴斯），一个老皮匠。跨步上前的另一位马里兰士兵在迪亚斯做皮匠时曾经制作过一些补给品。巴尔的摩本地人伊莱亚斯·波洛克（又叫约瑟夫·史密斯），出生于18世纪70年代搬至巴尔的摩的五大犹太家族之一，他通过为乔治·迪亚斯之类的皮匠制造“黑球”——用来染黑鞋底皮革——家财殷实。

斯图尔德的先遣部队只背着没有装填子弹的滑膛枪、刺刀和斧头，有了绝望分队打头阵，他们将从堡垒左侧发起进攻。位于右翼的是另一支由150人组成的先遣部队，和20人的绝望分队，率队的是法国贵族、技师弗朗索瓦-路易·泰塞德尔·德弗勒里中校。他将围着鹿砦，从英军逃兵透露的河滩入口处突破。

中路由哈迪·默弗里少校坐镇，只有他率领的大陆军队伍携带着已上膛的滑膛枪。他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以大火力骚扰英军，分散其注意力，掩护侧翼的进攻。

7月15日清晨，轻步兵团集合了。韦恩命他们“刮干净脸，抹上粉”再出发。疯子安东尼对军人的着装规范有着大胆且新奇的嗜好。韦恩曾经写道：“我承认，我对优雅制服、军人应有的外表有着难以克制的偏爱，严重到我宁可赌上性命和声誉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穿上满意的服装，配上称手的装备——哪怕只有刺刀和一包弹药——也比他们平时带着60发子弹好。因为穿上好军装可以让士兵们都散发出自豪感……这对于一个战士来说，可以敌得过所有其他美德。”

到了晌午时分，韦恩的1350人突袭队向崎岖的山路展开13英里的征程。出发之前，战士们卸下了大部分装备。瓦斯回忆道：“我们只带了武器和水壶。”他们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折而行，“大半段路程都要穿过高山……险要的小路，迫使分队排成一列纵队走完这么远的路程”。据瓦斯回忆：“我们一路上翻越高山，趟过深深的沼泽，攀上岩层，而且没有任何随身品。处处都是困境，需要我们克服。”为了达到出敌不意的效果，韦恩向突袭队员隐瞒了目标。

夜幕临近时，军队稍事休息，迅速吃顿晚饭。韦恩合上写给小舅子的信，全心投入到战斗中，把生死交给命运去决断：“他们叫我去吃晚饭，可明天的早餐呢，是顺利攻破敌军防线，还是前往另一个世界？”

在距离堡垒1英里之处，军官们才陆续告诉属下，他们的任务是重取斯托尼角。军官们往此次行动中增添了几分竞争性，他们告诉部下，前五名进入内堡或堡垒台地的战士就可获得奖励，第一个夺下旗帜的人可获得500美元奖金，第二个可获得400美元，以此类推，此外还有晋升军衔的奖励。为了进一步刺激士兵，军官们估测了可在堡垒里看到的所有战利品，并告诉了大家。一番任务概述之后，他们利用常规时间帮助自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如何区分敌友：“我们用一小张纸条系在军帽的帽尖上。”为了保密，“每座房子都要安排人守卫，避免任何人进出。”一天之前，他们残忍地用刺刀和佩剑把附近的狗都杀了，因为狗叫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行踪。

尽管如此，他们的绝密行动还是困难重重。英军也有间谍，打探到美军酝酿着偷袭。第17步兵团的威廉·阿姆斯特朗中尉后来回忆道：“我听到我指挥的连队收到晚上全副武装睡觉的命令，因为约翰逊中校派出的两个间谍回来了，送来情报称敌军正向我们逼近。”英军枕戈待战，只是不知道战斗会在当晚打响，还是次日。

待斯图尔德少校和部下把纸片塞进帽尖后，斯图尔德又把绝望分队的指挥权委派给了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理查德·沃特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沃特斯“经常在完成任务之余追求刺激”。除非风险极大，率队作战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荣耀。另一位20岁左右的宾夕法尼亚士兵约翰·吉本则因为自荐率领绝望分队却没被选中而面露愠色。为了解决此事，“在长官下达作战指令之后，安排了抽签，我抽中了。”吉本如是回忆道。

吉本率队朝堡垒攀爬而去——此时他们还没被敌军察觉。在他身后，步兵排成一列，尽量安静地趟过粪肥，他们将没有上膛的滑膛枪吊在肩上。

接近英军防线后，斯图尔德及其轻步兵团超过阿伦·麦克莱恩及其手下，这些侦察兵们在过去24小时里为了获得情报，曾经偷偷溜到英军前哨附近。

斯图尔德的先遣部队踏进粪肥之际，猝不及防地掉进又深又稠的沼泽。他们起初认为那些粪肥不过及踝深，等他们进去才发现，竟没过了腰乃至胸口。战士们迎着风，跨过在风中瑟瑟发抖的灌木丛，听到英军哨兵发出一声呐喊，接着炸药的火光点亮了漆黑的夜晚。英军战鼓奏响了武装迎击的鼓点。

距离鹿砦越近，绝望分队的马里兰军等战士们行进得越艰难。他们用斧头劈向鹿砦，砍出一道小口子。

滑膛枪弹、葡萄弹，纷纷投向这支先遣部队。

英军的威廉·阿姆斯特朗中尉命令部下，立即在鹿砦后面各就各位，向美军发起全面进攻。“（我们）每人开了五六枪。”

尽管英军发动了整排齐射，阿姆斯特朗看到美军汹涌而来之时也还是惊恐万分。“一大波敌军涌入内鹿砦的开口，很快他们的前线就推到我布置防线处。”(www.xing528.com)

锐利的树枝刺破了衣服，刺进了身体，绝望分队的战士们依然奋力直闯，身边陆续有同僚倒下。开辟出一条狭窄的小路，其他队员得以继续往第二道鹿砦推进。斯图尔德的另一支先遣部队紧随其后，穿过吉本等人清理出的窄道。一位大陆军战士回忆起动身穿过绝望分队开辟的窄小突破口时的场景：“我们穿过了由削尖的苹果树干筑成的鹿砦——那条路很窄，我硬闯过去，结果一根尖树枝扎进手臂里了。谢尔顿上尉在我身边待了几分钟，直到树枝被取出来才走。我记得这个，是因为……上尉已经听不见了，我得用手抓住他，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炮火喧嚣之中，亨利·约翰逊中校——英军的斯托尼角驻军指挥官——咆哮着对部下们下命令。他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自己的一半兵力下到内鹿砦处，其中的约翰·罗斯中尉说：“我的指挥官要我们和他的连队一起，在（第一道或者说位于外侧的）鹿砦处列队作战，我正好在其中。”战斗很快演变成近身肉搏战，“有人用刺刀刺中了我，他用燧发枪的枪托把我击倒在山地上。”

敌友双方厮打起来后，由于夜色深沉，很容易弄混。

“我的一个士兵错手杀害了自己人。”罗斯心想。

“该死的混蛋！”他大叫起来。不久之后，罗斯就被美军俘虏了。

由于大部分士兵仍在前线，默弗里的北卡罗来纳扰敌部队向约翰逊发起“骚扰”，约翰逊上钩了，如此一来，他的侧翼便无人防备美军的突袭，特别是鹿砦并未没入水面的右翼。低潮的时候，敌人可以绕过障碍，长驱直入。

一门3磅加农炮很快向斯图尔德麾下蜂拥而至的绝望分队发动致命轰击。这门炮架设在炮台上，下面有轮子，它越过一道矮墙发出了炮弹，好像被包围在箱子里一样。这门炮向爱国者投出了69发炮弹。托马斯·波普——吉本的绝望分队中的一名大陆军士兵——后来提到：“那加农炮发射的炮弹离我的头很近，把我一下打倒在壕沟里，要记述这个太难了，那枚炮弹炸聋我了。”此战过去几十年之后，他依然还有“当时的炮弹残片留在手里”。

英军炮兵后来证实斯图尔德的绝望分队遭受的重大损失：“对方20人里有17个都是被3磅炮一击致命。”

虽然伤亡惨重，斯图尔德的先锋队依旧勇往直前，很快就对英军侧翼发起进攻。

红衫军乱作一团。“革命军在后面！”阿姆斯特朗的一个士兵前来通报。突然，“我看到有两个人向我步步逼近，他们帽子上都插了白纸，我猜他们是革命军。”阿姆斯特朗立即命连队“上刺刀……向后方开火”。

一颗滑膛枪弹而后划过这位年轻军官的头顶，“他浑然不觉”。很快，美军便活捉了他。

约翰逊上校一脸迷茫，还在继续发号施令：“打死那些无赖！”

可是，这夜里伸手不见五指，英军也很难讲清楚谁是谁。第17步兵团的一名年轻中尉回忆起当时有美军盘问他和他的指挥官时，他还回答道：“你他妈是谁？！”

一名美军士兵接着立即扑向约翰逊，而约翰逊“被死死摁住，逃脱不了”。

美军一拥而上。他们大多人的衣服“一直到衣领也全部是泥”，要么“几乎破成布条”。美军突破第二道鹿砦之后便如潮水一般奔向上方的防御工事，近身肉搏战随即展开。刺刀、佩剑、戟铿锵交错，刺入对方的身体和骨头里。

马里兰斯莫尔伍德营的初期成员至少有两人在此战中负伤。詹姆斯·费尔南迪斯中尉——差点在长岛战役中对阵康沃利斯时牺牲，后来又在泊于纽约湾的英军监狱船上受尽折磨，不过，在双方交换俘虏时得到释放——不顾有伤在身，还把一名负伤的马里兰军官背到安全地带。伟岸的加萨韦·沃特金斯中尉则指挥着斯图尔德先遣部队的一支分队。在斯托尼角突袭中隶属沃特金斯麾下的约翰·奥哈拉，也是斯莫尔伍德营的初期成员。抚恤金文件记载：“约翰·奥哈拉在斯托尼角战役中，右足受伤，导致他终身残疾。”

攻占斯托尼角的战役得益于几代人的努力。也许没有那个家族在突袭战中遭受的打击会比科夫曼家更多了。约瑟夫·科夫曼——参加了此次作战——在抚恤金申请书上提及，“他的父亲约瑟夫·科夫曼在独立战争期间服役，军衔为上尉，在斯托尼角战役中牺牲。他有两个弟弟，同样在军中服役，其中一人——本杰明·科夫曼——在斯托尼角战役中，死在父亲身边。”

战场上枪林弹雨，一位隶属守卫部队的大陆军士兵回忆道，当时“我怕受伤就逃走了，不过（我的）帽子和衣服可以说被打成了筛子”。

在堡垒右翼，疯子安东尼·韦恩正在突破防线。绝望分队的战士们在德弗勒里率领下，趟过及踝深的水，沿着外鹿砦边缘绕行，突破障碍，进入堡垒右翼。绝望分队一举进攻，其中一位大个子远远冲在最前方——彼得·弗朗西斯科，人称“革命巨人”——大跨步走近防线前方，他挥舞斧头，斩断水边的鹿砦，他背上还缠着6英尺长的腰刀。弗朗西斯科就是个人肉坦克，他和战友安索勒姆·贝利“大开杀戒”。这场战役里，弗朗西斯科可能用他的腰刀砍死了3个掷弹兵，肚子上还被人划开了9英尺长的伤口。

韦恩也受伤了，生命危在旦夕。一颗子弹从他脑袋旁擦边而过，“他握紧戟”站起身来，脸上流着血，嚷道：“前进！我勇敢的小伙子们！前进！”韦恩暂时晕了过去，倒在血泊之中，后来他睁开了眼，请副官带他回前线。

美军非常幸运，英军的秃鹰号炮艇——奉命保卫堡垒右翼及鹿砦衔接的那片河滩要地——在美军打响突袭之际，受大风影响，不在驻地，而是航行到下游去了。

美军还占了一个天时，突袭的那天夜里，许多英军大炮都没有开火。英军拥有一门火力十分强劲的榴弹炮，可以投射出48磅的炮弹，本来可以阻止美军在右翼的进攻。突袭当晚，英军把弹药囤积在另一个地方，大部分炮也架设在那里。主要有改造的船载炮，用于白天打击更远射程里的目标。那天晚上，当大陆军逼近时，皇家炮兵约翰·罗伯茨急忙召集战友，“我的天哪！这里的大炮为什么在敌军渡河、上山的时候没能起到作用呢？”

罗伯茨话音刚落，榴弹炮落入美军手里了。韦恩的手下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炮台，断了英军摧毁美军突袭队的念头。一名英军军官回忆道：“敌军占领了榴弹炮，把炮口对准了上防线，我调转方向往上跑，结果一节树干把我绊倒了，还没等我站起来，几个人又倒在我身上，我当时很确信，敌军已经进入到堡垒的上防线了。”

坚守斯托尼角前方防线的英军听到身后的说话声和叫喊声，立即陷入恐慌。第17步兵团的西蒙·戴维斯下士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被包围了。他赶快去请示上级威廉·霍恩顿中尉，中尉“告诉我们，一旦做好选择就要继续开火，他则把加农炮对准了上方，我们又和刚才一样，继续开火，后来，上防线也朝我们开火”。

绝境中，霍恩顿又派出两名战士伪装成美军，试图冲出敌军阵线，寻路而逃。戴维斯回忆时说：“他命令两个士兵（反）穿大衣，试一试看能否有路出去。可那两个人发现，前方也是敌军。”

危急关头，他只好派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士做抉择。当这名军士被杀之后，中尉“下令，如果我们还和他一条心，就把炮口调头，去保卫我们的堡垒；否则，他就首当其冲，带领大家往炮艇上冲”。霍恩顿无奈之下，便英勇地亲自率队冲进战线，让戴维斯等残部向大陆军官投降。

罗伯茨中尉的境遇也和霍恩顿类似，他设法躲避刚夺下其大炮的美军队伍，却听得韦恩分队的先遣部队对他大喊：“放下武器！”他看到“敌军不但攻击了侧翼，还深入到我们的后方”。

一听美军的喊声传自前方，罗伯茨走进河水，开始向刚返航驶近堡垒的秃鹰号游去。“（我）在河里走了好远，估计有半英里远，当时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听到秃鹰号炮艇的开炮的声音，但是晚上太黑，我看不见它在哪儿，我赶紧脱去衣服和装备，向它游了过去。”罗伯茨累得精疲力尽，冻得瑟瑟发抖，他是逃出斯托尼角的唯一一位英军军官。

绝望分队和先遣部队的战士们大喊“我们胜利了！”他们成功地突破堡垒安排在小山台地的上方防线。由德弗勒里和韦恩率领的右路分队从防御工事或胸墙的小入口一拥而入，率先抵达目标要塞。斯图尔德以及紧随其后攻击两侧翼的士兵们在台地顶会合了。

文森特·瓦斯冲锋时听到了“加农炮和轻型武器的闷响”。一路闯进斯托尼角的上防线，他“受了两处伤，一颗滑膛枪弹扎进我的髋关节里，还有一颗铅弹打中了我的大腿”。同他一起志愿加入绝望分队的朋友也受了伤。瓦斯回忆道：“我的好朋友塞缪尔·阿诺德伤到了屁股，我们去了阿尔巴尼医院，我很幸运好起来了，可我可怜的朋友却因为生了坏疽死了。”

一位马里兰水兵——彼得·H.特里普利特——也在此战中受了伤。此人一开始是大陆军海军的水兵，在小炮艇自由号上航行，后来退出了海军，加入了马里兰军。在特里普利特“在瓦利福奇捱过1777年至1778年那个终生难忘的艰苦冬天”之后，他“被调至绝望分队，跟着勇敢且伟岸的韦恩将军参加了席卷斯托尼角的暴风行动，他就是在那里……受的伤”。

绝望分队里还有一个成员——托马斯·克雷格——他还记得德弗勒里非同寻常的英雄事迹。克雷格报告说看到德弗勒里冲进堡垒，夺下了旗帜。瓦斯也看到“德弗勒里上校降下敌军的旗帜，攥在手里”。然而，德弗勒里却坚称他不愿接受第一个夺下旗帜者应得的500美元奖金。史料记载，另外几个战士得到了奖金，其中一人是来自弗吉尼亚的贝克中士，他曾四度负伤。

英军被重重包围，仍在拼命顽抗，企图重振旗鼓，击退美军。瓦斯说他听到英军在混战中大喊：“别开枪！勇敢的美国人，别开枪！救命！饶命啊！亲爱的美国人！别开枪！”一位年轻军官——效忠派美国人——发现自己依赖于某个军士的作战经验：“我太年轻了，没见过这种阵势……我表现得，就像许多老军官曾经也一定经历过的那样，自从——我听从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士的指示，我还开枪打死了距离我不到十码、用燧发枪对准我的敌人，捡回一条命。”

战斗不到33分钟就结束了。双方的死伤人数几乎持平——约为100人。轻步兵团抓捕472名英军和效忠派俘虏。凌晨2点，韦恩写信报告华盛顿：“亲爱的将军：敌军的防御工事和堡垒，以及约翰逊上校本人，都被我军控制。我军军官和战士们表现得十分坚定，定将迎来自由。”

由于在斯托尼角行动中的英勇表现，马里兰人杰克·斯图尔德获得了一枚大陆会议银质徽章，这是荣誉勋章的前身——总共只颁发给了11个人。德弗勒里得到的也是银质徽章，韦恩得到的是枚金质徽章。斯托尼角战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奖品最为丰富的战役之一。随着战争进程，大陆会议还向另一位马里兰人颁发了这种意义极其重大的奖品，使得已经是精英部队的马里兰军成为在独立战争中受褒奖最多的步兵部队之一。

在最后一支英军部队投降后不久，随突袭队前来的24名美军炮兵把美军攻占的大炮带离红衫军的队伍。英军队伍里还有詹姆斯·韦伯斯特中校和帕特里克·弗格森少校，二人都在次年的战事中起到关键作用。美军便开始炮轰哈得孙河对面的弗普朗克角，大概每小时向英军堡垒不断发射100颗炮弹。

扼守哈得孙河的英军直逼斯托尼角，可以随意派大量军队登陆，堡垒可被轻易端掉。华盛顿没有足够人手固守斯托尼角，所以美军转移了英军的大炮，摧毁了野战工事。他们往船上装载宝贵的军需品和补给品，溯河向西点而去，而吉斯特、斯莫尔伍德和霍华德麾下的马里兰军则在那里帮助他们进行防御。

在离开斯托尼角之前，华盛顿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解决——那些倒戈为英军卖命的逃兵。7月18日下午5点，审判迅速而公正地展开了。在由韦恩将军主持的军事法庭上，斯托尼角的变节者们“曾经尝试过或已经投靠了敌军，罪名属实，判处（经法庭2/3的人同意）死刑”。弗吉尼亚的大陆军乔治·胡德回忆道：“天亮了，囚犯们全都站成几排，我从里面认出几个美军逃兵，他们被挑了出来，韦恩将军很快决定杀一儆百——我们砍下旗杆，插上十字架式的架子，当着英军俘虏的面，把他们绞死了。”那一天，变节的5个美国兵——马里兰军人约翰·威廉斯也在其中——全被挂在斯托尼角上临时做成的绞刑架上。行刑完毕后，胡德等人“都忙着摧毁堡垒，掩埋尸体”。

至少有一位士兵逃过此劫。迈克尔·多尔蒂，他曾经隶属于特拉华团，与马里兰军并肩作战，而后倒戈加入了效忠派阵营。当时抓捕多尔蒂的是他的朋友——特拉华团也是斯图尔德先遣部队的一部分——他是如此幸运。多尔蒂说：“的确非常令人欣慰，可是……当年一起战斗的特拉华老战友们，个个脸上洋溢着光荣的神色，隐瞒了我的事情，我觉得我真是遇上最亲善的待遇。”多尔蒂当年的一位袍泽兄弟，在突袭的那天夜里用刺刀刺了他，可逮捕多尔蒂的人则小心翼翼地为他包扎伤口，一直照料他直到他恢复健康。“我的伤口一下子就愈合了，洗刷了我的罪过，我的老战友们宽容地接纳了我；指引我同（马里兰和特拉华）军团向前进的心灵之光，注定会收复卡罗来纳地区。”

一个星期后，亨利·克林顿爵士将军重新占领了这座堡垒，重建防线，并用层层环绕的上防线进行了加固。可是，爱国者胜利的影响一直延伸到1779年，使曾经一度一蹶不振的美军士气重新点燃。每一场胜利或败仗都会影响士气，以及在美国和在厌战的英国的舆论。

【注释】

[1]迪亚斯负了伤，在后来一场战役中逃脱英军的监禁，但从未摆脱战争的阴影。抚恤金申请文件中记载，“迪亚斯患有斑疹伤寒，如今年事已高，曾受过伤，这个伤口令他情况雪上加霜……据证人描述，他没有任何形式的财产，现在或将来都拿不出一分钱来，他全部家当只有干活的工具，就装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