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王牌：韦恩事件引发美军伤亡

少女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划破长空。屋里摆放着她父亲深蓝色加暗黄皮革点缀的军装——也是父亲出门打仗时穿的那件——现在浸满血渍。

“啊，爸爸死了，我亲爱的爸爸，被杀了！”她哀号着，泪如泉涌。

这阵哀号惊动了房中的另一位主人。为了安慰女儿，宾夕法尼亚第5团的珀西弗·弗雷泽中校立即冲进房间。他并没有死，而是在布兰迪万河战役中受了伤——此战中受伤的美军数以百计，中校只是其中一位。由于家就在附近，弗雷泽找机会顺道去看看，收拾点东西，看一看家人。然而，短暂重逢后，弗雷泽很快又和其他大陆军战士一起，设法逃离威廉·豪的追击。

另一位美军伤员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他面对着不做英军俘虏就要向国王效忠的残酷现实。特拉华团的迈克尔·多尔蒂声称：“我拼命抵抗，直到弹药耗尽，而我的同僚也被迫撤退，我受了伤，被无助地遗弃在战场上，落入敌人手里。”因为“我绝不愿意坐牢”，多尔蒂便同意倒戈，接受了“国王的馈赠”，加入英军第17团。这不是多尔蒂最后一次被俘，也不是他最后一次改变阵营。

这场战役情况惨烈，双方均出现数以百计的伤亡。豪命士兵掩埋死者，照顾伤者，放慢了转移的脚步；而华盛顿军大部队向布兰迪万东面撤离，目标前往宾夕法尼亚的切斯特。豪又一次放弃乘胜追击。穿过切斯特后，华盛顿稍往北去，然后从宾夕法尼亚达比穿行而过。他的军队后来在米德尔渡口走过横跨在斯库尔基尔河上的浮桥，位于今费城市场街附近。

豪和康沃利斯追了过来，在市郊的白马酒馆发起小冲突。距离上次胜利已经过了很久，许多美军士兵都摩拳擦掌。特拉华战线的鲍勃·柯克伍德上尉回忆道：“每个人都欣喜地希望在几小时内再见（英军）。”

在英军逼近美军时，黑森雇佣兵上校卡尔·冯·多诺普伯爵决定亲自率领麾下的狙击兵参战。英军的轻步兵紧随其后。华盛顿为敌人的袭击所惊，没能很好地排兵布阵。何况该地区只有几条小路可供撤离，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

华盛顿的少将阴沉地通知总指挥危险迫近。“作战指令还不完全。如果我们准备在此迎击敌人，需要立即做好战斗准备。”除非美军能够占领峡谷对面的高地，否则英军将以风卷残云之势击溃他们。美军仓促地冲向更有利的位置，可黑森雇佣兵早已抵达，开始向爱国者出击了。

值得庆幸的是，美军再一次赢得了天时条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还伴有世间罕见的倾盆大雨。”黑森的约翰·埃瓦尔德上尉记录道。尽管暴雨来袭，英军依然准备按既定作战计划出击；狙击兵和轻步兵拔出佩剑，竖起刺刀，向美军发起冲击。埃瓦尔德和部下顿时展开近身肉搏战。大雨淋湿了双方的火药，让武器哑火，最终使得两军会战发展为一场混战。马里兰的约翰·伊格·霍华德——刚在巴尔的摩参加完自己父亲的葬礼，重新归队——回忆道：“我们军队的武器处于下风……从未像这次一样，把我们拉入迫近的危险之中。”不过，天气再次给了美军撤退的机会。威廉·贝蒂记录道：“雨点重重地打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还全副武装着。”由于天气在斗争中扮演了决定性因素，这场战役又被称作“云之战役”。

距离英军足够远之后，华盛顿命令安东尼·韦恩将军的两个旅、一整支大陆军的轻龙骑兵和4门轻加农炮与由莫迪凯·吉斯特和威廉·斯莫尔伍德率领的马里兰民兵联合起来，从巴尔的摩出发，跟在豪的部队后方，骚扰英军。将军强调“重要的是切断敌军的辎重运输”。华盛顿在命令最后加了一句急迫的警告：“小心埋伏。”

安东尼·韦恩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接受过测量员的训练，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该职位，此外，他还会帮助他父亲料理制革厂的生意。战争爆发之后，这位具有领袖魅力的30岁男人应征加入了民兵团，当上了上校。韦恩以其坏脾气获得了“疯子安东尼”的称号。战役中，他的表现几乎堪称为狂暴，还有人听到他对属下大喊：“我信仰的神更贪嗜人血！”

英军知道韦恩的计划，还知道他的营地设立在距离佩奥利酒馆几英里的位置，今宾夕法尼亚州莫尔文附近。他们派出1700人的轻步兵和几支轻龙骑兵“给这些绅士一些惊喜”。在一次大胆的夜袭行动中，英军命士兵给枪退膛，安静行军——这次袭击行动中，他们只能用刺刀和佩剑，以保持神秘感。行军开始时，红衫军充满了兴奋感：“小伙子们全都热情高涨，期待着接下来的‘恶作剧’。”

就在英军朝佩奥利行军期间，天下起了小雨。一个多小时之后，大约在午夜，他们来到韦恩的营地。韦恩营地边缘的哨兵通知将军，英军正朝熟睡的美军士兵逼近。将军立即上马，飞奔着穿梭于营地中，大喊：“注意了，孩子们！那帮家伙来了，我们拿起刺刀和他们拼了！”

当英军潜入美军营地时，英军队伍里的翻版韦恩——查尔斯·格雷将军——向部下咆哮：“冲啊，轻步兵！”

“杀！”

喉音浓重的呐喊在树林里回荡，格雷的几百号人高举刺刀，从中乱劈乱砍，杀到美军营地。恐慌随之而来。

大约在同一时间，斯莫尔伍德和吉斯特带着约2100名马里兰民兵和3门加农炮正在缓慢向韦恩靠拢。红衫军准备给滑膛枪上膛，随着枪响，民兵队伍变得怯懦起来。“我军大部队中的一名士兵，被几个掉队者射中致死，使我方战线的士兵大为惊恐，许多人扔下枪就跑，之后再也没有听见他们的消息。”斯莫尔伍德写道。他麾下的骑兵也被同僚所伤：“后卫部队以为我们是英军的轻骑兵，便在离我们15或20英尺处向我们齐射，几人受伤，在我身边等待命令的一名轻骑兵死了。”斯莫尔伍德翻身下马，讽刺地对民兵大喊：“我看到他们准备向敌军射击的时候本来挺高兴的，我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现在对着自己人开火呢。”以此阻止了同室操戈的局面。

吉斯特想方设法重整那些训练不足的士兵，可是当他掩护后卫部队撤离时，差一点死在混战中。他写信给同团的约翰·史密斯上尉：“我的马脖颈中了两枪，幸好它只是跪了下去，否则，我要么已经挨了刺刀，要么已经落入敌手了。”史密斯——这个巴尔的摩小伙——是吉斯特的挚友，也是从吉斯特的部队里成长起来的。这件小插曲并没有阻止惊慌失措、四处逃离的马里兰军。除了元老级的2100位民兵之外，出现了1000多名逃兵。

韦恩的士兵则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英勇，不过，这次袭击使他们的兵力大幅减少。此次英军的偷袭造成近300名美军死亡、受伤或被俘；而敌军一方，只有3人死亡，8人受伤。“佩奥利大屠杀”震动了华盛顿，他现在改变了战术，避免被困在斯库尔基尔河，直接和豪的军队硬碰硬。可是，英军将军没有直接进攻，而是往上游走了10英里，剑指费城，并于1777年9月26日占领了美国首都。在18世纪，攻占敌人首都一般就意味着战斗结束。一年前，革命军痛失费城就相当于遭受了致命一击，但因为华盛顿军损失不大，加之从加拿大袭来的英军在萨拉托加、纽约周边陷入泥潭，大陆会议没有选择投降，而是直接逃出该城。为了反击，马里兰军和剩余的爱国者军队都在强化自己。

1777年10月4日上午，马里兰军发现他们再次处于鏖战的漩涡中。荞麦田上燃起的浓雾和黑烟营造出一副地狱之景，这时马里兰军正在袭击驻扎于日耳曼敦的英军右翼。可见范围只能用码来丈量。据一位美军士兵反映：“加农炮和火枪的火药，还有其他可燃物……弄得一片漆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任何友军和敌军。”

这个场地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英军轻松赢下费城——因为美军已经全员撤出首都——之后不久就布置好了。华盛顿不愿意让英军不战而胜。他开始精心策划攻打日耳曼敦，那是一座小村庄，位于费城北部大约5英里处，后来成为费城辖区。豪将军在那里布置了约9000人马。华盛顿可调遣的兵力有8000名大陆军和3000名民兵，他相信有了这么多兵马就能战胜豪，也是他收复友爱城战略计划的第一步。

华盛顿再一次展示了多元战略的才干，他制订了一套十分详尽的计划，先让部队在夜深人静时从麦萨克顿山的营地出发。如果一切进展如期，军队实施钳形运动，可在清晨于英军营地会合。每支部队都要依命行军14至25英里，且在抵达攻击地点之前，不得惊动敌军。华盛顿会率领其中的3000人，其中包括大部分马里兰军，从西侧走主干道向敌军中路行进；葛林、亚当·斯蒂芬将军和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准将则带领其余6000人，往敌军左翼走去。马里兰民兵在斯莫尔伍德和吉斯特带领下，会守住钳子“左腿”，沿着名叫“老约克路”的古印第安小路前往。每支部队必须在凌晨5点各就各位，以展开联合攻势——这一点即便是最顶尖、最有经验的军队也很难做到。对于华盛顿的民兵队伍，以及经验远远不足的大陆军来说，任务极其艰巨。

从最开始，低能见度就阻碍了攻击。一阵浓雾飘来，加之路况复杂，当晚也没有月亮，指挥官们难以领路。马里兰军很不幸，仍然听从约翰·沙利文的指挥，在长岛、斯塔滕岛和布兰迪万接连收获的三次败仗——拜沙利文笨拙的领导力所赐——依然深深印在每个士兵的脑海中。沙利文领导的马里兰军迷路了，大陆军的其他部队也是如此。尽管落后于计划，沙利文还是命令停止行军，好让士兵们稍作休息，可以喝点朗姆酒，强打精神迎战。他们很快就继续出发，来到发起进攻的正确位置，但他们还是晚到了。当时太阳已经升得高高，尽管有雾，很难辨清目标，而且自从天亮之后，雾越来越浓。

由于收到有关美军进攻的警报，英军立起前哨，警戒敌军的到来。他们很快就确认进击部队的位置，炮兵开火了，打死了几名爱国者。战斗已经打响，沙利文遂匆忙命令手下进入战斗状态。几乎就在同时，他指挥马里兰军上前，穿过一片空地，“在果园里撞到英军轻步兵的营地，而对方正等着自己送上门去。”霍华德回忆道，“一场惨烈的肉搏战随即展开。”双方交火约15分钟后，“英军被打散，撤退了”。在激烈的进攻中，威廉·贝蒂“在最猛烈的战火中幸存下来”，还奇迹般地经历了“一颗致命的子弹打中我的大腿……但我一点事都没有，只是大腿有点涨红”的擦伤。同样参战的还有加萨韦·沃特金斯中士，自1776年11月起，他就一直在养病，最近刚归队参与这场激烈的进攻。(www.xing528.com)

马里兰第4团的指挥官——乔赛亚斯·霍尔上校，当时打着赤脚——派约翰·伊格·霍华德命令马里兰军撤退。然而，当霍华德看到战况，发现他们“从背后的房子冲出，和敌军拼命”，他向霍尔报告说“我判断现在不是命令撤离的最佳时机，因为可能会暴露我军侧翼”。霍尔大怒，喝令霍华德下马让他来骑，他准备亲自传令。上校正在气头上，没有看马奔向何方。不久，“他被挤到果酒压榨机下，因伤势太重，就被带下战场”。此时军团的指挥大任落到了28岁的霍华德肩上。霍华德猛冲，穿越炸裂的炮火，冲破英军军官所待的克莱夫登宅邸的天窗，带领自己的士兵们深入英军战线内部^[1]。

与此同时，其他美军队伍则在晨雾中推进，很快便同英军上校托马斯·马斯格雷夫爵士的第40步兵团展开了交锋，这支部队曾在红衫军撤退时担任过掩护。听闻美军准备拼个鱼死网破，马斯格雷夫对士兵们下令，全体隐蔽在克莱夫登宅邸厚重的木门后面。这座家宅属于一位效忠派领袖贾斯蒂斯·本杰明·丘，墙体是由页岩砌成，非常牢固，能够抵御一定程度的滑膛枪弹和大炮的袭击。红衫军蜂拥而入，“革命军紧随其后，他们必然会同时进入宅邸，只有当面对美军的军团开上一枪，才能确保他们的士兵进到屋里，关上门”。卡上宅邸大门的门闩上之后，英军把这座宅邸转变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

英军把枪口伸出每一扇窗户，齐齐扣动滑膛枪，向企图冲入房门的大陆军施加暴风雨般的袭击。如果有人破窗和破门而入，则会被刺刀戳死。丘家宅邸周围的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美军士兵的尸体。一位亲历者后来证实他“在日耳曼敦时身体受了伤，那颗子弹最后从脊椎旁取出”。英军甚至还向一位举着白旗走向宅邸劝降的美国军官开枪，致其死亡。在托马斯·马斯格雷夫中校的领导下，英军躲进宅邸的6个团阻挠了冲击战场中路的美军。马斯格雷夫不停穿梭于各个房间，激励着战士们，大喊：“国王万岁！为英国欢呼！”

华盛顿召集了作战会议。大多数军官倾向于封锁克莱夫登宅邸，绕过要塞。身材滚圆的亨利·诺克斯——爱国者的炮兵指挥官——提醒大家一句军事格言，永远不要把重兵把守的堡垒置于进击的军队后方。华盛顿同意诺克斯的观点，便抽回3支成功深入英军战线的军团。在诺克斯的指挥下，加农炮在直线射程连续对宅邸发射炮弹。炸开宅邸大门之后，成群的美军立即展开攻势。“英勇无畏的（美军）士兵冲到门口和窗口……可是马斯格雷夫上校想尽一切办法，并动员自己的士兵拿出那样大的勇气来保护他自己，他们又把门锁死，从窗户爬得很高，直接射击，最终革命军被大火力屠杀击退。”

一名黑森雇佣兵形容那场残杀道：“美军死了75个人，有的倒在门口，有的在桌椅下，还有的在窗口……房间里被炮弹炸成了筛子，血溅得到处都是，这座家宅看上去更像是个屠宰场。”

这30分钟全花在攻击丘家宅邸上了，给了豪家军重整军队的宝贵时间。

在此期间，葛林的军队冲进了日耳曼敦。其中一支部队——由出生于苏格兰的弗吉尼亚将军亚当·斯蒂芬率领——犯了错，有些偏离了既定路线，也许是被丘家宅邸的炮火声吸引，抑或者是被将军带错路——将军后来因作战时饮酒而被军事法庭判刑。浓雾之中，斯蒂芬的士兵误把华盛顿军的一队士兵当作敌军，开始射击。他们不仅错向同胞开火，夺走许多爱国者的生命，还导致美军的一个师撤离，让华盛顿带领的其他军队攻击不力。士兵们的弹药即将用尽，大家开始恐慌，这个过于复杂的作战计划土崩瓦解了。

距离丘家宅邸约1英里的左翼战场上，吉斯特和斯莫尔伍德的马里兰民兵面对着英军的精英部队：效忠派皇家御林军和警卫团的轻骑兵和掷弹兵^[2]。同其他部队一样，恶劣的天气条件影响了民兵的进度。“我们驱赶着敌军，这是我们第一次展开攻势，但是雾太大，敌军来到我们后方，”一位士兵解释道。“于是，我们只好调转方向，一直撤退，直到到达合适的位置。”吉斯特说，“浓雾在整个行动实施期间一直没散开，好像是上天故意眷顾英军似的，而英军炮火的硝烟也让我们探不清他们战线的情况。”

尽管视野受限，马里兰军起初也取得了胜利，把红衫军和效忠派军队赶出他们的土制防御工事。吉斯特回忆道：“在进攻打响后的几分钟里，我师在斯莫尔伍德将军指挥下攻击对方右翼，把他们从几处据点中赶出来了。”然后，没过多久，民兵开始怯懦起来。看到一大群皇家御林军袭来，吉斯特和他的士兵误认为是黑森雇佣兵。警觉过来后，吉斯特命令一队人马寻找掩蔽，躲到周围的几棵树后，以按预期进行反击。吉斯特前去安排位于左翼的另一队人马。当他回到树林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撤退了”，甚至连军官也免不了露怯。吉斯特写道，当射击开始时，一位民兵上校“立即犯病晕倒了，迫使他必须马上撤离，回到马里兰”。

不过，纵然有这么多反例，民兵里还是有一些英勇作战之人的，例如巴尔的摩的詹姆斯·考克斯上尉^[3]。10月3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上说：“我们还在继续朝敌军方向往下走，期待很快就能碰上他们，这次我希望我们能证明我们的实力。”不幸的是，他的妻子接到这封信时，还收到了3天前由她表哥乔治·威尔士寄来的信，信上写道：“你亲爱的丈夫，美国最好的朋友，在本月4日，于日耳曼敦附近，光荣地保卫了他的国家，击退了敌人，把他们赶出胸墙，被一颗子弹打穿身体，后来他又坚持了一小时三刻钟。”斯莫尔伍德将军也证实了考克斯的勇气，称他为“勇敢而可贵的军官”。

可是大部分训练不精的民兵还是表现得不可靠。吉斯特认为：“人性的弱点展露无遗，我推测对抗我们的指挥官深谙人性的这个缺陷，才会立即在情感上占上风，把我们赶出阵地。”

由于不知道位于战场另一端的同志们正在撤退，葛林还在继续进攻，深入英军营地心脏。在那里，几名士兵无视军纪，一头扎向敌军的仓库。他们粗心大意使自己暴露于敌军反击的炮火之中，这些进入仓库的士兵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康沃利斯在该城附近，葛林开始撤退。

康沃利斯指挥猛追革命军，最终和丘家宅邸的守卫军会合。马斯格雷夫上校和他的部下还在硬撑。“第40团从我们部队前方突围成功，加入到追击革命军的队伍里来了。”一名英军军官报告称。霍华德回忆到当时的场景：“敌军突围了，一百多人攻击后方。有人前去阻截，向他们开火，打死了他们冲在前方的指挥官，牵制住了敌军。”

美军又从前一晚来时走的同一条迂回的乡村小路上撤退。威廉·贝蒂写道：“康沃利斯带着援军来了，我军出现了混乱，被迫撤退。”随葛林军作战的托马斯·潘恩，为那些士兵的镇定感到惊奇。他对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他们展现在我眼前的，只有一点沮丧，而非溃败；而且比起担心如何到达集合地，他们更为从日耳曼敦撤离感到沮丧……撤退不是理所当然的。无人惊慌，每个士兵都按既有的步伐前进。敌军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不时向我们开一枪，同样遭到我方的回击。”

康沃利斯见中间永远隔着一段距离，便催促手下快速追击美军，可是困扰爱国者的天气情况现在也同样阻挠了英军。一名英军军官回忆时说：“英军的掷弹兵从费城出发，气势汹汹地一路跑来，加入追击的队伍，但大雾直到敌军离去时才散开。”

日耳曼敦战役中，美军共计有150人死亡，520人受伤，400人被俘；另一方面，英军损失了70人，450人受伤，15人被俘。“这真是战况惨烈的一天，”华盛顿写道，“若能去到天堂，我会补充一句，今天我们本来会更加幸运。”马里兰军也承受了重大损失，其中包括不少军官；斯通上校等几名军官都负伤了。美军损失了许多人，也失去了收复战略之城的机会，不过，实际上，他们在大西洋彼岸几乎赢下了一场重大战役，美国正在考虑同爱国者结盟。事实证明，美法联盟具有决定性意义。资助独立战争是个巨大挑战，美国国库日渐空虚。士兵们的军饷逐渐发不上了，必要的军靴、制服等其他基本补给和食物也成为时常困扰他们的难题。大陆会议正在用硬通货向法国申请贷款，换成纸币。美军也欢迎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加盟，法国海军出面也能限制英军的移动，阻碍英军的援军和补给。

联盟还有一个重要的间接影响——把美国追求独立的革命转换为一场国际战争，这样就会迫使英国保护其广袤的帝国势力范围，包括对印度和加勒比海的所有权。如此一来，英国国王就不能再集中向北美输送兵力，必须把兵力分散到其他地区。其他国家也跃跃欲试地希望参与这场争斗，把战争进一步扩大。甚至存在入侵英格兰的威胁，这样英国就更要在本岛安置防御力量保卫国家。

权衡了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潜在风险之后，法国外务大臣在日耳曼敦战役之后说：“没有比这更让他震惊的。”

【注释】

[1]讽刺的是，这座在此战中夺走许多爱国者性命的宅邸，正是霍华德未来妻子——美丽的佩吉·丘——的家。霍华德在战后与丘小姐相爱。1787年5月这对新婚燕尔还在克莱夫登宅邸举办了晚宴，有许多显要人物参加，乔治·华盛顿就是其中一位。霍华德才气纵横、充满魅力和朝气，这让霍华德夫人为丈夫倾倒，天真地称他为“贵族奴隶”和“好护卫”。

[2]当时费城大约有英德联军的3个营和效忠派军队的7个营。

[3]考克斯服役于光荣可敬的巴尔的摩机械工兵连，这支民兵连队组建于1763年，目的旨在保卫该市。这支民兵在战后依然存续，最终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里最老的民兵组织。该连队被提名为巴尔的摩第一任名誉郡长，建起第一所学校和医院，该市最著名的市民多是其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