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兰军的马里兰到纽约行军及严格条件

斯莫尔伍德营的约700名战士浩浩荡荡步入初生的国家首都——宾夕法尼亚费城。1776年7月，马里兰军便乘船从切萨皮克出发，再改步行走完剩余路程，来到大陆会议厅前列队驻步。费城一位军官当时在日记里提及了马里兰军的到来：“从未见过面对敌人还能这么优秀、有尊严而勇敢的军队。他们是马里兰的青年才俊，他们是年轻的绅士，来自家境富裕的农场主、农民和商人家庭。从上校到二等兵，全都穿着打猎的衣服。”另有一位市民也持同样观点：“斯莫尔伍德上校的营队是最好的队伍了，不论是着装上，装备上还是纪律上。”他们和其他军队不同，“戴着最时髦的卷边帽，留着联邦最炽热的血。”马里兰军在友爱之城稍事休息之后，又继续踏上征程，去加入已在纽约会师的军队，于7月30日抵达目的地。

斯莫尔伍德营里不仅有将士，还有他们的妻子、母亲、女儿、情妇等女眷，随军出征，为的是寻求安全和找份差事。这些随军女眷，据后来所知，同军人统治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许多军官不屑于带着这些女人和孩子一起，他们相信这些随军人员只会分散士兵们的注意力，拖累他们的行军速度，还会吃掉本应填饱士兵的食物；另有许多军官较为固执，指出如果要把士兵和他们的妻子分开，他们就不愿再继续打仗了。华盛顿写道，他“答应允许这些军团携带女眷的要求，否则就会主动失去军中——也许对敌军来说——最老道、最优秀的战士”。

此外，随军女眷们还为大陆军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帮助。很多女眷都为士兵洗衣服，通过劳动换取一点口粮和少许报酬；有的女眷为丈夫或其他付钱的顾客——通常是铁匠、车匠以及其他对军队起到必不可少作用的工匠——煮饭。军队还募集到很多女人，在战地医院中担任护士。因为这对女人来说是最脏、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军官常常收买或逼迫不愿做护士的女人去照顾受伤及垂死的伤病员。不过，也有一些勇敢的女性志愿承担更危险的工作——在英军营地里做煮饭工或洗衣工，打探红衫军的动向，再把他们的计划发回给美军。

其中一位跟随斯莫尔伍德营快速行进的女眷就是美丽的玛格丽特·简·皮尔·拉姆齐，大家都叫她珍妮；她是纳撒尼尔·拉姆齐的妻子，也是掌旗官画家詹姆斯·皮尔的姐姐。“她热爱阅读……蕙质兰心……有许多追求者，其中几位后来在独立战争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拉姆齐夫人和一个仆人同乘一辆狭小的四轮马车，为了和丈夫在一起，她忍受了军旅生活的诸多艰辛。她的哥哥查尔斯·威尔逊·皮尔说：“她说只要能和军队待在一起，什么苦都能受，让她远远旁观更是一种折磨；因为如果她离军队近些，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会立即帮到那些至亲至爱的人。”珍妮和斯莫尔伍德营的多数随军女眷不同，她不从事体力劳动。相反，她更像是位女主人，她的军帐或营房会成为军官们的社交中心：塞缪尔·史密斯、杰克·斯图尔德、莫迪凯·吉斯特、本杰明·福特等军官总会聚集到她营帐来。她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一位随军女眷同伴对拉姆齐夫人说：“您会帮助我挺过不少难关，只要是您说，比我认识的任何人说话都有分量。”

营队抵达曼哈顿之后，在距离市中心（今曼哈顿下城区）大概1英里开外的小山上扎营，等待下一步指示，但紧急情况很快便找上门来。迅速集结于纽约的华盛顿军开始因逃兵和疾病而人数锐减。马里兰中士威廉·桑兹写给双亲的信上道：“上级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但我们希望赶快打仗。我们部队已经少了好多人。有的在费城和伊丽莎白镇逃了，还有不少人在医院里病死了。”^[1]像约翰·休斯和麦克米兰兄弟，威廉和塞缪尔这样的应征兵，很快就适应了曼哈顿营地极其恶劣的条件。

数千人扎营在此，几乎人挤人，加之没有教养，催生了卫生问题，最终导致恐怖的结果。到了8月，近25%的美军登上了因病而不能继续作战的名单。伤寒症、痢疾、疟疾等疾病在污秽的营地肆虐扩散。马里兰军也不例外，疾病使其人数大幅减少。为了确认疾病的传播情况，纳萨尼尔·葛林将军等美军军官尝试加强卫生管理，可收效甚微。葛林，34岁，来自罗德岛，是前贵格会教徒，在战前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高约5英尺10英寸，肩膀宽阔，童年的一场事故让他右腿不太灵便，有些跛，患有哮喘。他一双蓝眼睛，眼神锐利，闪耀着自信的光芒，其实内心对外界评论很敏感。他是个天生的领袖，研究军事史，这让他十分受用。他加入罗德岛民兵时先是当二等兵，很快，他的聪明和在战场上游刃有余的敏锐就得到了将军赏识，获得了荣升。随着战争进程加快，他也成为华盛顿最欣赏的将军。在此情况下，葛林就把刚萌生的军事天才，转移到运营军队的实践基础上了。葛林说这些军人“在防御工事的壕沟里，好不悠闲自在”。

性病也蔓延开了。有如此众多的士兵在纽约和长岛扎营，风月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在曼哈顿这著名的逍遥地激增，迎合士兵们膨胀的生理需求——甚至连最正派的绅士也抵挡不住。“妓女（据说）还在继续工作，赚得可多了，”一位评论员回忆道，“这史无前例的行为，足以解除男人心中升腾的任何渴望，一个男人在和那些少女、狐狸精、野猫、卖身女乃至集这些于一体的女人结合时，哪怕体内残存着一丝节制或贞操即将爆炸，也一定荡然无存。”战后不久，纽约市发起了一份调查推算，当时20%的育龄妇女都是妓女。若有妓女未经许可偷偷进入马里兰军营，就会被抓住；然后被剃光头，伴随一阵节奏缓慢的击鼓声——便知道那是妓女在走路——离开军营。

斯莫尔伍德营不是向纽约行军的唯一一支马里兰队伍；马里兰还派出3405名民兵作为“飞行团”前往^[2]。飞行团直接由大陆会议建成，他们不携带重型武器，因此可以快速转移到任何需要他们前往之处——这一次需要他们前往的，就是纽约。马里兰军官同意出兵，但前提是要满足两个严格的条件：马里兰参加飞行团的成员只在从马里兰到纽约（而非新英格兰）的区域内作战；他们于1776年12月1日服役届满。最终，飞行团的许多应征兵和军官又被合并到斯莫尔伍德营里去了。8月16日，马里兰通知大陆会议：“我们短时间内还需要将近四千名士兵（包括独立连队和斯莫尔伍德营的人数）……我们会派遣所有现在能配上武器、装备的人手，还有和我们有深厚情谊的纽约人民中配备不超过我们整体的人手。”(www.xing528.com)

飞行团的民兵在史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训练程度和装备都不如斯莫尔伍德营，却培养出几位卓越的军官，其中就包括马里兰的约翰·伊格·霍华德。霍华德谦虚而不失魅力，被任命为飞行团第2营上尉。他出生于家业兴旺的农场，身材高挑，面容俊美，毫无军事背景，但他涌现出巴尔的摩的传统，是独立战争期间展现出高度实战天赋的指挥官之一。在他的二等兵生涯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热心肠，“他懂礼貌，为人亲切，知识面广而且很实用，和他相处很愉快”。他的记忆力惊人，导致有人形容他“也许是当代全世界最精准的历史书库”。他非常自律，“他的生活习惯就是多沉思，多小心，多权衡，有条理”。他有许多交心的朋友，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很少有人喜欢这么令人羡慕的家伙：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立下战功，成熟后在国会作出成绩，而他在每个阶段都有朋友帮助。”一篇报道还写到他“值得树立一座不亚于罗马和希腊英雄的金像”。他正式参军、穿上军装的时候是1776年7月，当时他24岁。同其他飞行团的军官一样，霍华德负责招募自己的部下。尽管他是个格外害羞的人，但在巴尔的摩非常受欢迎，只花了一天，就招齐了自己连的总人数30人。

威廉·贝蒂上尉，来自马里兰弗雷德里克县，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坚持写日记，“我被安排在飞行团做掌旗官，飞行团是马里兰州在7月3日组建的。”他的父亲同样也叫威廉，在美国军中服役，担任上校。小贝蒂第一次接受军官的委任状时才18岁，接着，随着战争的进展，他的军衔也稳步提升。

劳伦斯·埃弗哈特是和贝蒂、霍华德一起参军的。埃弗哈特当时22岁，父母是住在马里兰附近的一对德国夫妇，他“人高马大，肌肉结实，四肢发达”并且“相貌堂堂”。他也被形容是“一双眼睛闪烁着诚恳的勇气的光芒”。

在斯莫尔伍德营抵达纽约市不久，飞行团也顺利到达了。大陆会议任命雷津·比尔准将为马里兰飞行团的总指挥，但没有指派马里兰军的总指挥。两任指挥官几乎立即争执起来，对谁的军衔更高相持不下。就在战役即将打响之时，二人的争论持续恶化下去。

【注释】

[1]桑兹的信还没有送到家人手里，他就在战役中牺牲了。

[2]除了参加飞行团，加入斯莫尔伍德营，几支马里兰独立连队也自发来到纽约。有的连队如期抵达并展现了自己的特色；有的连队则没有完成全程。后者有一位约翰·沃特金斯上尉，他比斯莫尔伍德出发得稍晚，结果在友爱之城逗留。一位书记员写道：“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沃特金斯上尉及其部队处境不佳，上尉打过几位部下，他说他有崇高的理想，但被对方当面否定，一些士兵说没什么能劝他们继续待在沃特金斯上尉的连队里。”上尉“嗜酒成瘾，他几次露面时，我们也亲眼得见”。马里兰安全理事会很快便解除了这位酒鬼军官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