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新媒体叙事与主流审美

2015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两部明显从硬性技术层面反思艺术创作的跨文化作品，一部是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另一部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前者在日本取景拍摄，后者也远渡重洋注入了澳洲空间叙事，尤其是两部作品都不谋而合地在影片的画幅上注入了另类的思考。《刺客聂隐娘》用了黑白影像和4：3的画幅，《山河故人》在涉及1999年、2014年、2025年三个不同年份时，贾樟柯特别用4：3、16：9和1：2.35三种画幅来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对艺术的创新思维，让传统的技术放映有点措手不及，于是就出现了当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员把《刺客聂隐娘》画幅放错的国际性笑话。无独有偶，当时的许多电影院在放映《山河故人》时，那种担心再次重演。电影已经开始了几分钟，放映员突然感觉画幅不对，就开始手忙脚乱地调整放映比例，结果越调越乱，甚至导致了画面的偏色，观众观影的兴致一下子被搅得荡然无存。这件毫不起眼的小事，似乎隐含着一种“技术”与“艺术”的错位，一种边缘叙事与主流审美的冲突与和解。

尤其是《山河故人》，在彰显新媒体叙事的同时，影片在内容上更体现了一种跨文化思维和未来想象。遭遇了上部作品《天注定》的“主流挫败”之后，贾樟柯重整旗鼓，不再刻意展现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人性的绝望关注，而是调转船头，向一种更加温情、伤感的港湾驶去。综观贾樟柯之前的系列作品，《山河故人》应该是这些作品中最具“人情味”的一部，而且视野更加宽广，注入了一种宏观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想象。这在影片片名中已有明显的暗示：“山河”是对空间的一种概说，“故人”是对时间的一种眷恋。在空间上，影片故事穿梭于汾阳、上海和澳大利亚，从中国的内陆小镇到国际化都市，从偏安一隅到放眼世界，空间展现可谓宏大宽广，带有明显的跨文化特征；在时间上，从1999年到2025年，展现了26年间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情冷暖，时间叙述可谓视野深远。故而，从某个层面上讲，《山河故人》是一部玩弄电影本性（作为“时空艺术”）的艺术作品。

电影自发明至今已经有120余年的历史，伴随着实践创作，对电影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经典理论”到“现代理论”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早期的“本体理论”，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勃兴的“结构主义理论”，甚至是90年代以降的“宏大理论”，在分析当代电影时多少有点捉襟见肘、鞭长莫及的感觉，电影研究似乎始终在“自我”和“本体”的圈子里打转。但世纪之交出现的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似乎为我们找到了电影研究的一处新的入口，成了当代电影研究最活跃的一支队伍。这种研究不约而同地将电影与都市经验、与感觉机制的变化、与19世纪末时空技术的变化以及与工业资本主义的视觉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早期电影的重新阐释，确立了“现代性”在电影研究中的地位。无论是以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为代表的“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学说，还是尤里·齐维安（Yuri Tsivian）的“火车效应”（Train Effect），都是阐释当代电影文本最好的理论学说。这些电影的“现代性理论”，很多都聚焦在现代电影有关“时间”和“空间”的领域，从由此引发的“焦虑”切入，成了洞察“后现代”语境下一种新的电影解释门径。以《山河故人》为范本，这部电影本质就是在阐释“现代性理论”中的两个常用术语：“Diaspora”（离散）和“Nostalgia”（怀乡）。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一种愈加明显的由流动产生的“离散”现象，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物质的追逐、财富的向往和理想的期望，成了产生“离散”现象的根本动因。无论是远古时期犹太人的“迁徙流动”，抑或是现代社会“移民潮”的趋之若鹜，“离散”现象始终都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在《山河故人》中，这种“离散”不仅是一个空间地域问题，更是一个情感维系问题，父女间、夫妻间、朋友间和母子间的生离死别、情感游弋，成了这种“离散”表征的明显注脚。这种“离散表征”在由张译饰演的张晋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张晋生原是山西的一个煤矿主，通过各种投机成了腰缠万贯的土豪，于是又把生意做到上海，资本的累积越来越多，最后跑到澳大利亚买豪宅。在他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一种空间的游弋，但这种空间游弋的结果却是以“主体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张晋生到了国外之后，由于语言不通，异样的“他者”身份得不到认同，致使父子间情感疏离，生活极度空虚，他已经成了一个被金钱和物质掏空了的“躯壳”。很明显，在影片中贾樟柯已经表露了自己对这种“离散”现象的个人见解，多少含有一种隐晦的批判之意。(www.xing528.com)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是大师王国维对时间的伤感表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在“相对论”中对时间做过相对客观的评价。时间作为宇宙构成的一个维度，是让人既爱又恨的一种抽象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带给多愁善感的现代人最大的思绪就是“怀旧”和“乡愁”。“怀旧”是一种对现实的反诘，是一种对记忆的缅怀，是人类情感中最容易触碰泪点的“按钮”。2015年的热门影片，许多都融入了怀旧元素，这在影片《港囧》和《夏洛特烦恼》中随处可见，在《山河故人》中这种“怀旧”情结主要体现在对飞扬青春的追忆和对“山河犹在，故人已去”的伤感。无论是由“宠物店男孩”乐队（Pet Shop Boys）主唱的Go West，还是叶倩文的经典老歌《珍重》，都是一种“怀旧”和“乡愁”的注释，这种“怀乡”情结成了《山河故人》的主导“旋律”，在沈涛和张晋生的儿子张到乐（Dollar） 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一个典型的“外黄内白”的“香蕉人”，Dollar已经成了一个无处安放自己的“异类”，这种“跨文化身份”的尴尬，似乎是许多华人后代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一方面是想抹杀自己的出身（他一直强调自己没有妈妈），但脖子上又一直挂着母亲给他的家门钥匙，这是一种相当矛盾的心态。“怀乡”始终是一种他掩盖不住的内心“焦虑”，直到最后对“母亲”（另有“中国”的含义）的认同，完成了他“怀乡”情结的最终释放。影片似乎潜隐潜显地表露了贾樟柯对现代文明的批评，这种批评多少带有些“敌托邦”（Dystopia）的味道，但归根结底，仍是一种典型的“怀乡病”。

总体而言，《山河故人》延续了贾樟柯作品现实关注和超现实想象（如《三峡好人》中的飞碟）的融合、“三段式”的结构叙事和一贯的反叛姿态，但本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已经慢慢向商业靠拢、向市场弯腰（如影片中的隐性广告植入）。这种风格的转变难免得失相间，加之内容在跨文化表述上的文化折扣，如果以此来分析《山河故人》为什么会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中“折翼而归”，答案便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