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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片是好莱坞电影政治传输的代表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74]与其他类型片相比,歌舞片最能体现好莱坞电影在跨境传播娱乐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严峻和美国国内冷战思维的蔓延,无论是在放映还是在制作方面,歌舞片慢慢让位于严肃的文艺片。[280]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摇摆于娱乐与政治的旋涡中,在跨国传播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传输给中国观众。

歌舞片是好莱坞电影政治传输的代表

战后上海市场上放映的好莱坞影片依然以常规类型片为主,诸如爱情片、战争片、歌舞片、喜剧片恐怖片西部片、犯罪片等,这些常规类型片占据着当时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是满足中国观众大众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类型片是大制片厂时代好莱坞缔造神话的重要后盾,也是征服全世界观众的重要法宝。这些影片在输入中国之前,好莱坞各大发行公司预先对相关区域做过具体的市场调查和分析。观众的口味不仅决定着影片的输入类型,同样也影响着各大公司的制片倾向。据当时一则报道称,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远东总经理布里顿,通过调查观众兴趣来决定输入影片类型和反馈制片倾向。据布氏所称,“中国观众之口味,在于动作多对话少”[271],因此,为适应此种口味,雷电华公司就选择犯罪片和格斗片此类影片运华放映。这不仅反映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偏好,也说明了好莱坞发行公司的谨慎精明,这些好莱坞大制片厂始终把类型片比作是“编织起工业考量与观众需求的一条金线”。[272]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类型片还属好莱坞歌舞片,为战后的上海市场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采。舞动的裙衫与曼妙的歌声,在艳丽色彩的映衬下,为中国观众营造了一个美妙而浪漫的想象世界。然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歌舞片所营造的这种梦幻故事,却恰恰被斥责为华而不实的声色表演,成了中西意识形态对立的焦点,暗示了娱乐背后的政治倾向。1946年4月12日,大华大戏院上映了米高梅公司的《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1944),这部战时出品的豪华巨制,以其宏大壮观的气势,展现了一幕“水上盛况”,虽然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同时也引来不少批评。影片上映后马上就有评论称,该片是“一部没有灵魂的影片,没有意识、没有人物的性格。眼睛中只是一群都会的男女,谈恋爱、游泳、演戏、爵士音乐和俱乐部而已……‘看此一片,可将三年教育,毁之一朝’”。[273]这无疑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有一定的关系。而随后上映的《封面女郎》(Cover Girl,1943)也因“过于平凡”而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274]与其他类型片相比,歌舞片最能体现好莱坞电影在跨境传播娱乐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严峻和美国国内冷战思维的蔓延,无论是在放映还是在制作方面,歌舞片慢慢让位于严肃的文艺片。当时中国的报道称:“好莱坞制片作风,自战事结束后,已在转变中……战争期间制作的大量粗制滥造的色情歌舞片及刺激胡闹片将被取代。”[275]这一切都说明了好莱坞娱乐电影在传播时,无形中要受到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羁绊。

除了常规类型片之外,战后的上海市场还有其他类型影片上映,像社会纪实片、舞台纪录片和涉及探险、社会、科学、野兽等内容的科教片、新闻片等。这些影片与常规类型片不同,它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和曲折的情节故事,但能够增加观众的知识和开阔他们的视野,尤其对一些域外文化的展现,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兴趣。鲁迅就很喜欢这种纪实性的科教探险片,尤其是有关非洲、南北极探险以及描写兽类生活的电影。他曾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看看世界旅行记,借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276]此外,这时的电影放映在正片之前往往会有加映短片,这些短片成了观众在观赏视觉大餐之前的“开胃点心”。尤其是新闻片,“国际的或国内的,(使观众)在娱乐与欣赏之余,不费力地接受些时事常识——其效用且甚于白纸上的黑字”。[277]这些加映短片除了新闻片外,当时的好莱坞大制片厂还生产各种题材很小、一两卷、持续5—25分钟的短片,“最流行的短片是卡通片(动画片),还有旅行纪录片、杂耍、歌舞表演、美术、时尚和戏剧等各种短片”。[278]这些内容各异的短片也形成很明显的好莱坞风格,培养了观众仪式性的审美习惯,形成了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时独特的跨地风格。

战后上海上映的这些好莱坞影片,在带给大众娱乐的同时,也成了代表不同意识形态阵营派别角逐对抗的有力武器。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左翼和右翼人士就曾围绕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做过激烈的辩论。[279]1948年,国内电影界又举办了“漫谈美国电影与苏联电影”的座谈,针对美国电影战后在华的泛滥,文艺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做出了批评和探讨。他们透过好莱坞电影所营造的华丽场面和感官刺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对其进行了文化解码。这都说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放映,已经不仅仅是个市场竞争和垄断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复杂问题。尤其是上海电影界更为复杂,“左派、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党右派、当地黑帮成员和资本家均参与其间。这些关系互为联系、互为依存,远比其后史学家描写的要密切得多”。[280]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摇摆于娱乐与政治的旋涡中,在跨国传播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传输给中国观众。

“在影像消费过程中,好莱坞影片不仅从域外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且也向域外传输烙印了‘不易察觉’的意识形态。”[281]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与其被殖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使中国人在内外交困的焦虑中挣扎的同时,最终冲开了封建帝国的枷锁。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引领下,中国社会在与传统的对抗中渐渐苏醒。电影,作为活跃于20世纪的新生艺术,在传播域外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尤其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开阔了中国观众的视野,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渐渐地输入他们的脑海中。

“在四十年代,好莱坞新的电影出口代理机构称自己是‘小型的国务院’,他们的手段和产品和美国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非常相似。这也是一个要求美国电影工业加强自律的年代,他们被要求用电影把美国的政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灌输给世界。”[282]一般来讲,这种意识形态交流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影片中必须包含有利于美国在海外形象的信息;其次是它必须被转化成当地所能接受的表述形式;最后还必须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对于好莱坞电影来讲,似乎一直尊奉这些标准进行海外传播。例如像影片《轰炸东京》中曾同时出现义勇军进行曲和星条旗这两支曲子,这十分明显地暗示了好莱坞政治意识形态的在地化传播。正如彼得·沃特金斯在其著作《媒体危机》中所提到的:“实际上所有好莱坞‘故事’都具有深刻的操纵性,他们为隐藏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服务,传播值得商榷的规范和价值观。”[283]

除此之外,这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把宗教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输入。19世纪,大批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这样一个盘踞于东方的巨大古国,竟然没有基督教,简直是对西方文明世界的巨大威胁,他们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一直以救世主的形象自居,始终认为自己的标准就是最好的,否则就必须对自身的基本价值观进行重估,所以要以基督教来拯救中国民众。“传教士的梦想就是拯救中国四万万灵魂免受地狱之苦,美国人扮演了这个乐善好施的监护人角色。”[284]由于宗教题材的影片在好莱坞一直都有稳固的票房保证,所以“在战事未结束以前,宗教片的生产自然会逐渐增加,目前好莱坞有五大公司正努力从事于这种工作”。[285]战后在上海上映了许多宗教题材的电影,除了像《与我同行》《圣玛利亚之钟声》《思凡》之外,还有《天国之路》《中国之友》等涉及中国故事的宗教题材的电影。《中国之友》(The Amazing Mrs. Holiday,1943),讲述了一位传教士试图骗过美国政府,把一批中国孤儿偷渡到美国的故事。《天国之路》则描述了一位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教化民众的故事,这些宗教题材的电影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意识形态。

战后上海市场中的好莱坞电影,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跨地”景观,这不仅仅是指传播上的跨地性,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跨地性,“跨”的结果达成了中西文化的交互。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一个动作,形成了一种交互中的“融合”趋势。由“Trans-locality”演变为“Inter-locality”,地域间和文化间的想象互动,在这些中国故事的好莱坞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这些作品中,以《天国之路》最具代表性,它们不仅描绘了战后好莱坞电影跨国流动和消费的基本轮廓,更体现了战后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态势和政治娱乐属性。

(原载《电影新作》2017年第5期)

[271]亦年.美国电影的远东市场[J].综艺,1948(1).

[272][英]吉尔·内尔姆斯.电影研究导论[M].李小刚,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139.

[273]陈伟.出水芙蓉[N].申报,1946-04-14.

[274]祝西.封面女郎[N].申报,1946-07-21.(www.xing528.com)

[275]佚名.色情歌舞片已成过去,好莱坞转变作风[N].申报,1946-11-07.

[276]刘思平,邢祖文.鲁迅与电影(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58-59.

[277]佚名.新闻电影——世界的耳与目[N].申报,1947-01-28.

[278][澳]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M].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12.

[279]1934年6月,《晨报》电影副刊《每日电影》就曾成为左右翼批评家争论的场所,问题的核心很多源于对美国电影的不同意见。

[280]汪朝光.上海繁华梦——1949年前中国最大城市中的美国电影[J].电影艺术,1999(2):84-88+71.

[281]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34.

[282][英]托比·米勒.好莱坞与世界[J].蔡如一,译.电影艺术,2003(3).

[283]WATKINS P. Media Crisis[M].Homnisphères,2007:45.

[284]GREENE N. From Fu Manchu to Kung Fu Panda: Images of China in American Film[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9.

[285]李铸晋.宗教片的复兴[J].电影与播音,1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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