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中国想象与跨文化研究

1945年11月13日，大华大戏院首映了米高梅公司出品的《轰炸东京》（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1944），这是战后上海较早放映的一部涉及中国内容的好莱坞影片。该片讲述了珍珠港事件后，中美人民合作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故事。片中的美国飞行员坠机后，受到了当地中国人热情友好的帮助，这一情节模式的在地认同性，随之引发了大批同类好莱坞影片陆续在上海放映，其中包括《黑龙会阴谋》《天国之路》《香港之夜》《龙种》《大地》《中国之友》《反攻缅甸》《飞虎队》《不屈服的中国》《中国女郎》《上海风光》《上海女间谍》《中国之抗战》《重庆夜航机》等。战后上海上映的这批好莱坞电影，是战时中美友好同盟关系的延续。它们大多创作于“二战”期间，其目的在于歌颂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突出贡献，而作为太平洋战争中主战场之一的中国，自然也成了重点的描述对象，被纳入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框架。

“二战”期间的好莱坞已经成了宣传反战的重要阵地，它及时回应着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况。好莱坞在制作涉及欧洲战场影片的同时，也制作了一批关于太平洋战场的作品。这些影片与其说是政治的宣传品，不如说是非常时期美国的一种文化输出策略。尤其是这些有关中国故事的好莱坞影片，剥开反战宣传的政治外衣，实质上体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是美国“跨太平洋想象”（Transpacific Imaginations）的一次战时实践。与美国和西欧间的“大西洋传统”不同，它们同文同种的历史渊源使双方的交互有种天然的亲近性，而太平洋两岸的亚洲与美洲大陆，在历史、文化、语言、文明程度各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美国似乎更擅长“大西洋传统”的欧洲想象，对“跨太平洋”的亚洲想象似乎始终存在着一种间离感和陌生化。按照黄运特（Yunte Huang）从文学的角度对“跨太平洋想象”的表述，它“不在于强调国家间或文明间的冲突，而在于一种对话。具体一点，就是把跨太平洋作为一个空间，在这里太平洋的命运受制于两岸竞争性的交流转译”。［266］好莱坞电影的“跨太平洋想象”，也同样体现一种“对话”和“转译”，它主要通过对中国、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日本等这些亚洲国家的想象，完成相应的空间叙事。在跨太平洋语境下，美国文化与相应的亚洲国家的文化进行了碰撞，这种碰撞并非一种冲突，而是一种协商和对话。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刺激并激发了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战时的同盟关系拉近了两国的距离。战后在上海上映的此类电影带有很明显的“跨太平洋想象”的表征。首先是大多影片都是以太平洋战场为主要故事背景展开叙事，空间场景跨越了美国本土和中国内地；其次是通过对两国文化的差异性描述，展现了双方的交流和对话。尤其是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想象，较之“二战”以前出现了巨大的反转，表现的是中国人民乐善好施、勤劳勇敢的正面形象。

按照学者马凯蒂的观点，“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度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267］故而美国电影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这群“他者种族”，来协调和缓解本土的种族矛盾。尤其是早期好莱坞电影通过各种不同的故事讲述，对中国“场域”构筑起了一系列特殊的跨国想象。据统计，1896—1949年，美国拍摄的以中国为题材、背景和以中国人为主角的影片共223部。［268］这些影片，折射出了美国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态度，孙绍谊也指出，1950年之前的中美电影关系可以分为电影的“世界主义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民族主义时期”（20世纪30—40年代早期）、短暂的蜜月期（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晚期）三个阶段。在早期中美电影的交互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好莱坞电影文本之下，潜藏的中美两国政治或文化间的隐喻关系。

好莱坞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总是聚焦于人物形象的正反斗争中。既有对正面形象的着力刻画，如聪明机智的陈查理、舍生取义的程环（《残花泪》，1919）、勤劳善良的银生（《影子》，1922）、忠贞不渝的莲花（《海逝》，1923）、坚忍顽强的阿兰（《大地》，1937）、临危不惧的蕙菲（《上海快车》，1932），也有对反面形象的夸张描摹，像阴险狡诈的傅满洲、专横跋扈的袁将军（《袁将军的苦茶》，1933）、腐败透顶的中国军阀（《上海西部》，1937）、心狠手辣的金司令（《上海风光》，1941）等。但无论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是好还是坏，美国人都很少意识到这种“他者”的复杂性。正如夏衍所言：“在好莱坞拍的中国影片，是不能期待他们正确地传达中国人的见解和意志的。”［269］

尽管对于美国来讲，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在历史上和未来都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事实上，美国对于中国的了解，始终是充满了无知和自以为是的幻想。就像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我们意识的痕迹——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与印度》一书中所描述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在很多美国人的脑海中，占据了非常奇怪的位置。中国是遥远的、陌生的、阴暗的、所知甚少的国度。”［270］这是美国人的偏见，他们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

“二战”期间，随着中美同盟关系的确立，好莱坞摈弃了早期电影中对中国人那种顽固不化的处理方式，开始比较客观地描述甚至倾向美化中国人的形象。然而即便如此，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依然不可避免地被列入“他者”的行列。因为好莱坞电影二元对分的世界观始终会影响对中国与中国人形象的塑造。战后在上海放映的这批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无论是性格、情感、行动还是造型，都明显地划分出了东方与西方的差异、自我和他者的区分。中国作为他者的映照，事实上帮助美国定义了自己。因为关于中国的电影，不可避免的就是关于美国自身的电影。如1946年4月1日，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开映的《大地》，与其说刻画了一个理想真实、充满了平静与和谐的中国，不如说是美国人借此表达自身对国家理想的图景，展现了美国的“时代焦虑”与深层恐惧。从早期的丑化到战时的赞颂，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断摇摆，电影记录并传达了这个现实。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潜意识中甚至不为自己所知的信仰与情感。电影具化了抽象的思想和概念，也将确定的欲望与恐惧更深刻地表现出来。而所有这一切，在好莱坞电影塑造中国形象时，被很好地传达出来了，它不仅勾勒出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跨境的娱乐与政治。(www.xing528.com)

［266］YUNTE H.Transpacific Imaginations：History，Literature， Counterpoetic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6.

［267］［美］张英进.电影的世纪末怀旧——好莱坞、老上海、新台北［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1.

［268］［美］陶乐赛·琼斯.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M］.邢祖文，刘宗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15-138.

［269］夏衍.中国电影到海外去［N］.国民公报（重庆），1939-12-17.

［270］GREENE N. From Fu Manchu to Kung Fu Panda： Images of China in American Film［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