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映：流动影像的意义与影响

1947年之后，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上海难民的数量每天都在不断增加。社会各界为了进一步解决难民问题，纷纷举办各种活动筹募善款。除了电影界的“义映”之外，其他社会团体也不断举办“义捐”“义卖”“义映”活动，体现了一种人道精神。事实上，这种赈灾义举，并非单单出现在战后，它在抗日战争期间更为普遍。例如，1939年6月，上海就曾举办过规模较大的著名电影演员照片义卖活动。当时是由良友公司创始人伍联德发起，很快得到了电影界的响应。6月25日，由袁美云、童月娟、李红、汪洋等剪彩，在大新公司四楼正式举行。“据当时报刊公布，为期一周的明星照片义卖展览会共筹钱款二万余元。”［219］虽然这些收益对于救济难民来说是杯水车薪，但多少体现了电影界赈灾的诚意，也影响了越来越多此类募捐活动的举办。

战后的这种募捐活动，随着政府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逐渐增多。1947年9月29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为筹募文化界救济基金在中央银行俱乐部举行中秋游艺会，由宋庆龄主持；1948年2月10日，上海市银钱业联谊会、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假座亚美麟记电台联合举办“劝募寒衣救难评剧广播”；11月18日，力行剧社为筹募冬令救济金，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义映”，演出舒湮编剧、周起导演的话剧《精忠报国》［220］；12月22日，大华大戏院为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筹募基金举行义映，放映外国影片《乱世孤雏》（The Search，1948）等。这些筹募捐款的各种活动，是战后上海在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社会各界安置难民、泽及灾黎的公益行为。这其中固然大多数是真正在筹钱救灾，但难免也有一些浑水摸鱼，打着募捐的旗号，达到其他目的的事例。

电影界的这次冬赈“义映”带有明显的政令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市场运作的影响和干预。战后在上海上映的外国电影中，除了英美影片，还有大量的苏联影片，那么，这一时期为什么没有苏联影片“义映”的报道？这个问题值得深究。事实上，这与当时中国、美国、苏联之间的政治关系有很大关联。战后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像与美国那么稳固，总是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中。尤其是1948年之后，苏联表面上与国民政府保持友好，私下里却对中共进行援助和支持，引起了蒋介石的十分不满。这从当时上海华东模范中学“义映”苏联影片《彼得大帝》最终被驳回一事就可管窥端倪。

1948年8月7日，上海市私立中学华东模范中学校长黄澈亲自给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去函称：“为酬谢各界热心人士慨捐清寒学生奖学金之盛情期起见，拟于本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假座巴黎大戏院义映名片《彼得大帝》（上集）一场，呈请社会局核准，并请派员莅临指导。” 8月10日，华东模范中学收到了社会局的通知书，称“该校义映《彼得大帝》一片事件本局定于本月十二日上午十时召集询问，仰该当事人随带本通知书准时报道听候问话”。由于后来学校负责人没有向社会局核验影片的准映执照，结果社会局通知巴黎大戏院：“《彼得大帝》八月十四日一片未呈验执照之前，不准放映。”直到8月17日，社会局最终批示：“查该影片准映执照，未校呈验，所请一节，未便照准。”［221］

对于华东模范中学“义映”被拒一事，事实上有其深层的原因。1948年8月，国民党外交部曾致电内政部，要求各国电影需经检查始得映演，以防止苏联利用电影宣传不良思想。并提出“所有苏联影片均由该国进出口贸易会交亚洲影片公司代为经营，该公司在外影业之影片确均经核准而有执照者”［222］。表面看来，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是因为该片没有“准映执照”，所以禁止放映似乎合情合理。然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局的借故托词，因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彼得大帝》一片在大后方重庆已经广泛放映，而且得到了当时的广泛好评。

《彼得大帝》改编自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同名小说，由列宁电影制片厂于1937年出品，1938年11月25日在重庆唯一电影院首映。时值中苏文化协会之中苏文艺研究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因此该委员会成员在观看完影片后，马上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对影片《彼得大帝》（当时译名为《彼得一世》）做了集体研究与讨论。正如当时有与会者称：“虽然是二三世纪以前的故事了，但在危难中的今日的中国，却有着很大的教训。它在今日中国观众的面前上演，我觉得教学是多过于历史的意义的。”［223］从中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在当时受到了较高的评价，而且由于战时中苏的友好关系，在当时也受到了很高的重视。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有着一定思想意义和教育价值的影片，却被社会局以看似“合理”的理由拒映了。有意思的是，《彼得大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重新发掘，并由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2年译制，作为重点影片在全国进行了展映，而且1953年的《人民日报》和《大众电影》等报纸、杂志对其做了大量的评论报道，这无形中反映了这部影片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遭遇的迥异命运。

从《彼得大帝》一片被拒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当时所举办的各种“义映”，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些影片在为政府谋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求政治立场正确。与社会局行政院电影检查处1947年2月4日审查禁映的苏联影片《宣誓》［224］的理由一样，由于《彼得大帝》一片也有“激化阶级矛盾、煽动人民造反”的嫌疑，所以遭到拒绝并不意外。对于国民政府来讲，所谓的各种善款募捐，大部分是打着救济的幌子，实则是为了增加财政，真正能用到救灾方面的资金微乎其微。对于华东模范中学的答谢“义映”，因为政府没有从中捞到丝毫利益，故而百般刁难，最终使这次看似简单的“义映”在众人的叹息中无奈收场。

虽然冬赈“义映”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但它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娱乐大众来筹募善款。从时间安排上看，1947年中美影片的这次“义映”，时值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农历新年，不免带上了点“贺岁”的味道。从影片内容上看，此次好莱坞在新年期间推出的这些“义映”影片，在内容选取上也十分应景。尤其是那些彩色歌舞片，场面宏大、色彩亮丽、故事动人，都是国产片无法相比的。它们既为冬赈“义映”筹募到了善款，也满足了上海观众在节日期间的审美需求。而且当时在这些影片的影响下，许多影院又相继刊登广告，准备推出“农历新年新片”，加大了这次“贺岁”的规模。1948年2月10日春节这一天，上海各大影院同时献映这些“贺岁”影片，像大光明上映的《仙壶幻境》（Where Do We Go from Here）、国泰的《快活林》（Happy Go Luck）、杜美和永安的《红袖倾城》（Fiesta）、美琪的《春满凤城》（The Time，the Place and the Girl）、大上海的《泰山漫游众香国》（Tarzan and the Amazons）等［225］。它们与“义映”影片一起，活跃了新年期间的上海电影市场。

战后上海电影界的这次冬赈“义映”，虽然名义上是由中西各片商和影院商共同促成的，但实际上，无论是在供片方面还是在利润收益上，都是好莱坞电影起着主导作用。国产片商在其中总是隐隐约约、闪烁其词，并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结果使这次“义映”事实上成了一次好莱坞电影的展演。不只上海是这种情形，1947年底，重庆也举行了冬赈“义映”活动，当时参加“义映”的十部作品也主要是好莱坞电影［226］。这充分说明了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在各方面都引领甚至左右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面对强大的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中国电影人开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用一种反抗的姿态来回应这种市场独占。

（原载《当代电影》2017年第12期）(www.xing528.com)

［219］张伟.沪渎旧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36.

［220］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7—1949.5［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240+248+262.

［221］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华模中学义映“彼得大帝”申请批准文件［G］.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6-13-682.

［2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431.

［223］佚名.彼得一世在中国观众面前［J］.中苏文化（战时特刊），1938，3（1-2）.

［224］上海市社会局“行政院电影检查处”检查影片一览表［G］.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6-13-626.

［225］佚名.农历新年新片［J］.电影杂志（春节特大号），1948（9）.

［226］佚名.义映十大西片［J］.星期电影（重庆），1947（8-9）.这十部电影是：“米高梅”的《芙蓉春色》、“雷电华”的《海宫宝盒》、“环球”的《风流情侠》、“联美”的《军人魂》、“福斯”的《火树银花》、“华纳”的《飞骑将军》、“哥伦比亚”的《一代歌王》、“派拉蒙”的《宝岛人魔》、“亚洲”的《地府降魔》、“鹰狮”的《太虚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