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电影义映的比较与跨文化研究

为了此次“义映”能够顺利展开，1947年12月1日，上海市社会局在市政府234室召开了“冬令救济电影义映筹备会”，出席会议的有“朱虚白（市府新闻处）、陆君（市府新闻处）、张彼得（市长室）、刘女士（市长室）、孙祥忻（冬救会）、蒲曙娄（国泰大光明）、费许曼（鹰狮）、罗柏多（二十世纪福斯）、高君（派拉蒙）、吴君（国泰大光明）、加蒲兰（华纳兄弟）、魏君（新闻局）”。他们讨论此次“义映”的筹备工作，并向市长处建议设置“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救济委员会和营业委员会”及相关负责人的提案。具体安排是：组织委员会由片商及放映影院完全负责；宣传委员会由魏君（主席）、费许曼（片商）、蒲曙娄（影院）、朱虚白（市府新闻处）、刘女士（市长室）组成；救济委员会由王先青（冬救会）（主席）、袁文彰（社会局）、张彼得（市长室）、梁君（影院）、高君（片商）组成；营业委员会由张彼得（市长室）、刘女士（市长室）、王刚（冬救会）、罗柏多（片商）组成［213］。

这次筹备会，主要是讨论以美国影片为主的外国电影的“义映”，既有像华纳兄弟、派拉蒙、二十世纪福斯和鹰狮等影片发行商的参与，也有主要放映外国电影的大光明和国泰这些影院的加入。很明显，这是市政当局的一个策略，因为外国电影当时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大，能带来的利润自然很多。先拿西片商做文章，只要他们同意“义映”，不但赈灾资金有了保证，而且后续的国产片“义映”也不成问题。这次“义映”，介入的部门非常多，与会代表既有行政部门和新闻部门的公职人员，还有各大发行商和放映商，是一次在政府统一安排和精心筹划下的社会活动。为了扩大“义映”的影响力，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进行宣传报道，增加社会效应。例如，从1947年12月16日出刊的《电影杂志》第6期开始，直到1948年4月16日第14期结束，连续9期，每期都专设一个版面集中介绍相关影片，以招徕观众。

在这些宣传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这次“义映”的主要目的和政府部门的努力，即“为了本年上海有万千难胞，亟待救济。在吴市长与吴开先局长的努力之下，上海九家西片商，已各提出最名贵的影片一部参加义映。这是（些）足以代表各该公司的荣誉影片，是影迷们十分关怀和注意的”［214］。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在“义映”正式开始前的12月17日，大光明大戏院放映了由阿道夫·门吉欧（Adolphe Menjou）和碧丽·伯克（Billie Burke）主演的影片《干女儿》（The Bachelor’s Daughters，1946），并称这部联美出品的作品是吴国桢市长招待各界名流的，并不在九部“义映”影片之内，同时拍卖荣誉券十张，作为义映前奏。对于这次放映，当时有报道称：“本片虽然只有九时的一场，由于荣誉卖座，特别高贵，收入当可不少。而且九家外片公司，所义映的影片，是在耶诞新年相将莅至之期，卖座之盛，当可预卜。”［215］

西片的冬赈“义映”正式开始于1947年12月23日。按照计划，每隔两星期的星期二夜场义映一片，至次年4月19日结束。当时规定的票价是：联券每张200万元，可以看到全体九部影片，零售每片每券25万元，并附带宣传称：“影迷们既得先睹佳片，又协助了救助难胞的善举，何乐不为？”故而吸引了大批好莱坞影迷前来观赏。具体放映时间和片目安排如下表1所示。

表1　冬赈“义映”影片安排一览表

西片“义映”活动一出，许多报纸和电影杂志就开始对其进行跟踪报道。当时的《电影杂志》从1947年第6期开始就为“义映”做了大量宣传，单独开了两个版面，一个版面介绍《仙女下凡》，另一个版面以剧照形式宣传其余八部影片。“就本期我们除先介绍全体八部影片的剧照各一张外，先介绍本月二十三日在美琪义映的《仙女下凡》，下期当介绍《海宫宝盒》，以后每期介绍一部影片。”

尤其是对第一部义映影片《仙女下凡》的介绍，不仅隆重推出了本片的主演丽泰·海华丝这位“好莱坞光芒万丈的红星”，而且从她之前“疯魔过万千上海影迷”的作品《封面女郎》《夜夜春宵》《荡妇姬黛》谈起，到这部将与沪上“乐善好施”的仕女们相见的新作《仙女下凡》，并且对这部作品的引人之处做了大量描述：“与丽泰以往诸歌舞片相类，但故事却别出心裁，歌舞甚多，场面宏伟富丽，音乐气氛浓郁非凡，剧情穿插轻松动人，较以前各片更胜一筹……讲到彩色，鲜艳美丽，煞是悦目。还有所谓‘美女如云’，‘玉腿如林’，这些广告字句，都被本片包罗殆尽了。”［216］

在西片“义映”的同时，在舆论和政令的逼迫下，国产片也开始加入这次赈灾“义映”的行列。客观来讲，赈济上海灾民，国产片商似乎更义不容辞。自被市长邀去谈话之后，他们虽然颇多抱怨，但迫于形势，也都准备拿出相关影片进行“义映”。据当时报道，“国泰”将拿出《春归何处》参加“义映”；“中电”或以《天魔劫》作为“义映”影片；“昆仑”只有《新闺怨》可以赶出；“文华”可能拿《夜店》进行“义映”；“大中华”会在《小姐小姐》或《四美迎春》两片中选择其一进行“义映”；“实电”选择了《浮生六记》；“华光”则准备了《从军梦》；“长春”为了“义映”，把已摄就的纪录片《看东北》提前映出。此外，其他许多小公司也纷纷响应“义映”，但这些公司势单力薄，往往只拍一部影片就无以为继了，是否真的进行了“义映”，受资料所限，就不得而知了。 ［217］

与西片相比 ，国产片的“义映”开始得较晚，而且由于大大小小的公司较多，比较混乱，各公司影片的放映也没有明确的日期。囿于资料所限，不能完全清楚地统计出来，仅查阅到关于1948年2月7日“义映”一事，黄金大戏院给难民委员会去函称：“为响应冬令救济难民，是晚9点举行义映一场，函请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请予监督指导。”［218］据《申报》广告，这一天黄金大戏院首映影片《夜店》，广告上特意注明“夜场九时吴市长主办冬令救济义映”。其他公司是否“义映”，情况如何，有待资料增补后进一步深究。(www.xing528.com)

总体上看，这次冬赈“义映”活动，虽然是战后上海电影界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妥协之策，但客观上为当时的救灾工作做了一些贡献，同时也暴露了中美电影在市场竞争中的悬殊实力。外国电影公司共拿出了九部影片用作义映，除一部英国鹰狮公司的出品外，其余八部都是好莱坞影片。从类型上看，这些影片以歌舞片居多，共五部，其余奇幻片（《海宫宝盒》）和战争片（《海底肉弹》）各一部。从技术上看，《仙女下凡》《海宫宝盒》《海底肉弹》《碧云天》《碧水良缘》都是彩色影片。这些影片都是当时好莱坞的最新力作，不仅场面宏大，而且都由当红著名电影演员主演。除了中国观众喜爱的丽泰·海华丝外，还可以看到拉里·帕克斯、小范朋克、玛琳·奥哈拉、泰隆·鲍华、玛莎·亨特、平·克劳斯贝、加利·古柏、英格丽·褒曼、狄安娜·宝萍、范·强生、埃斯特·威廉斯等人的精彩表现，这在票房上提供了很大保障。

与好莱坞影片相比，国产片似乎有点相形见绌。如果那些参加义映的影片真如当时报道所称，那它们在市场上自然很难与强大的好莱坞影片竞争。从内容上看，这些国产片更倾向于文艺和写实，甚至还有《看东北》这样的纪录片，在娱乐性层面上就远低于好莱坞影片。从技术上看，国产片都是黑白片，自然很难与艳丽华美的好莱坞彩色影片相媲美。因此，从收益上看，好莱坞影片肯定会占绝对的优势，获取更高的票房收入，但也不能就此否认了国产片在这次义映中的价值。由中美片商和放映商同时参与的这次冬赈“义映”，在战后上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它在客观上为战后的赈灾活动起到了楷模作用，也带动了社会其他行业对灾民的广泛关注。

［213］上海市冬令救济会冬令救济电影义映筹备会议记录［C］.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106-1-118-33.

［214］佚名.上海市冬赈西片义映［J］.电影杂志，1947（6）.

［215］新梦.西片义映始末［J］.礼拜六，1947（106）.

［216］佚名.上海市冬赈西片义映［J］.电影杂志，1947（6）.

［217］佚名.各公司挑选佳片义映［J］.青青电影，1948，16（4）.

［218］为响应冬令难民1948年2月7日晚九时举行义映一场请派员指导，给上海市冬令救济难民委员会的函［G］.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106-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