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救援活动：义映市场介入

1946年夏，苏北持续不断的降雨使江淮平原遭遇了重大水灾。河堤决口和山洪暴发，冲毁了无数家园，淹没了数万顷粮田。洪水伴着瘟疫，使苏北上百万民众流离失所。面对突然涌来的大批难民，上海各界成立了“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备委员会”，试图筹募善款，赈济灾民。据统计，1946年，有将近5.9万名苏北老乡到上海的赈济苏北难民委员会办事处登记，他们大多数来自盐城和阜宁［203］。当时的《大公报》也报道说：“苦难的苏北人民，在乡间活不下去了，便扶老携幼的涌来上海，乞讨为生。从北站到市区，处处都是。南京路外滩和中正东路外滩一带更多。白天沿路乞讨，夜晚露宿街头，情况很惨。”［204］

“战祸蔓延，农村破产，许多人都挤到上海来谋生，而上海的生产停止，美货泛滥，社会经济萎缩，因此造成了大批的失业群。”［205］1947年下半年，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开始由解放区转向了国统区。蒋介石政权不仅在军事上打了败仗，经济上也陷入了严峻的危机。为了保证军费开支，国民政府无限制发行法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商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剧增。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当局还下令取缔各种经营，如1947年的“舞潮事件”［206］等，使得大批社会从业人员的生活顷刻间失去了着落。国统区的物价不断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各种恶性循环致使上海出现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混乱局面。

外有难民涌入，内有市民失业，战后的上海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处境。“各地频年动乱，灾难失所者，群以沪上为尾闾，驯致本市失业人数日增，流寓难民日益众，救济之范围因亦日益广”［207］，致使需要救济的难民有二三十万人之多。国民政府为了树立亲善爱民的形象，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安置流离失所的难民和解决各种失业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上也不断出现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例如，早在1946年7月26日，“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备委员会”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启事，隆重推出选举“上海小姐”，赈济难民的活动。但电影界的这次冬赈“义映”，并非一开始就以“救济难民”为招牌。不像大多数赈灾活动那样出于自愿，它更体现了一种被逼无奈下的折中选择，一种政令干预下的市场和解。由于官方话语的介入，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当时的国产电影，在市场竞争中最终都归于妥协。

电影本身是一种商业性的盈利活动，“义映”要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但在当时的市场情形下，无论是片商还是影院方都不可能自愿“义映”。原因很简单，从1947年“黄金风潮”之后，美国片商就表示，电影票价的上涨幅度低于其他物价的上涨幅度，加上当时外汇率波动很大，进口税不断增加，致使他们的影业收入大受影响，因此，他们要求立即采取一切措施，请市政府同意提高票价，以反映汇率变动和法币购买力下降的实际情况。［208］结果，他们的这一请求遭到了驳回。本来市场收益已经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断然不可能再主动提出这种有损商业利益的“义映”活动。电影界之所以出现了这次冬赈“义映”，事实上只是在市政要求增加娱乐业捐税，双方协商没有成功后的折中之举。

据资料记载，上海市政当局计划从1947年11月16日起，对上海市各娱乐场所增收冬令救济捐税20%。这次的冬令救济所需费用庞大。不料消息传出去以后，引起了驻沪英美片商的极力反对。当时他们要提高票价的要求被社会局驳回，本来已是满腹怨言，这次又要增加捐税，更是怒不可遏，所以就用要挟的口吻称，若当局一定要征收此项捐税，则于16日起停止供给外片。他们深知，以国产片彼时的产量，绝满足不了当时上海影院的轮流放映需求，停供西片势必会导致一部分影院停业，从而影响到市政的税收。因此，他们坚决地表示，宁可停止供应西片，也不会负此重税。结果没想到市政当局态度更加强硬，认为令出必行，绝不收回成命。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还向报界宣称，若片商因加捐两成而弃行停止供片，那就让影院停业好了，毕竟救济难民要比看外国影片重要得多，而且当时正苦于没有地址建难民所，影院停了业，大可做避寒所之用。结果双方相持了十几天，愈演愈烈，甚至严重到几乎要各走极端。

到11月15日政令即将实施的前一天，双方依旧各执己见，毫不妥协。最后不得已由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出面，从中调解，提出“义映”一法，片商对此表示同意，才告解决。这样影院映片，不再征捐，“而有九家片商轮流以献映之钜片，先期义映一次，所得之款，悉数充作冬令捐，此法既不使片商影院受到损失，而所得不一定会比征捐为少，堪称两全”。［209］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才解决了这次争端，假如真的僵持下去，对双方都无益处。表面上看双方是各让一步，事实上真正受损的还是电影业，他们只不过变相地缴纳了那部分增加的娱乐捐。对于好莱坞片商来讲，通过“义映”的方式对政府进行妥协，这是他们在战后上海市场竞争中的无奈之举。

然而对于这次“义映”，市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只让西片商出片，他们肯定会有怨言，中国电影界自然也要相应地做些牺牲。政府当时就承诺，对于这次娱乐业的募捐，将全部作为上海冬令的救济费。西片商已提出各选一部最优良的影片来参加“义映”，估计收入约有50亿元，但市政府原计划在娱乐业的影剧一项下，预算要义募100亿元，西片方面已可获得50%，另外一半，则从国产片电影院以及戏院等地方平均征集。于是，1947年12月2日［210］，市长吴国桢又召集了上海的主要国产片商谈话，各公司派出代表，包括“中电”的罗学濂、“国泰”的李大深、“文华”的陆洁、“大中华”的沈琪、“昆仑”的夏云瑚、“长春”的刘善之，在市长会议室再次就冬赈“义映”之事进行了讨论。

市政方面首先拿出了西片“义映”的方案让大家参考。当时，罗学濂和夏云瑚就认为，国产片不能和西片相比，因为西片商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不赚钱的区域，在上海牺牲一点点也不在乎；但对于国产片而言，却非同寻常，因为在上海首轮公映的国产片，几乎占据全部收入的一半。同时，西片商因为存片多的关系，可以保证各片“义映”之后，两个月内不再公映；但国产片情况却是，往往今天公映的片子，前一天还在通宵配音，如何能经得住持续两个月的拆息？［211］他们的忧虑和理由不无道理，当时国产电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生产周期上，都跟好莱坞电影有很大的差距，“义映”的票房收入对西片商来讲可能不值一提，但对于国产片商而言却关系重大。虽然当时国产片商也颇多怨言，但由于好莱坞片商已经率先垂范，迫于形势和市政压力，国产片商也只能接受这一“义映”的要求。

很明显，1947年底上海电影界的这次冬赈“义映”，是官方话语对市场行为的一次介入和干预。从政府角度来讲，它是国民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转移社会矛盾而做的一次形象工程。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曾说：“夫任恤之政，虽属常经，亦非得已，要当以弥乱源，修政教，与建设为先，然后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业，无贫乏流徙之忧，斯为救济之上。”［212］虽然不能保证“义映”的全部资金都用于救济灾民，但客观上也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在缓解灾情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中西片商的角度来看，在政令的驱使下，他们这次做出的妥协和牺牲乃是一次利国利民的“义举”，不仅树立了电影界的正面形象，而且对于好莱坞片商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人对其的片面看法。这次“义映”，无意中也反映了中美电影实力的差异，这在它们各自展映的影片内容上就体现得相当明显。

［203］［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M］.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9.(www.xing528.com)

［204］佚名.苏北人祸天灾，难民涌来上海［N］.大公报，1947-09-20.

［205］文化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M］.上海：文汇出版社，1988：174.

［206］1947年的“舞潮事件”：1947年10月，行政院以前方打仗、后方歌舞升平有碍士气为名，下令关闭上海各个舞厅，导致大量舞女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

［207］佚名.上海卅六年度冬令救济工作报告［M］.上海：［上海市图书馆藏书，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948.

［208］Film Board of Trade to Shanghai Cinema Exhibitors Guild，Feb，18，1947［G］.上海：上海市档案馆，S319-1-3.

［209］新梦.西片义映始末［J］.礼拜六，1947（106）.

［210］1947年12月2日这一日期在《陆洁日记摘存》中得到了证实，其中记载：“十二月二日，应罗必上午到中电同到市府，市长谈话要各影片公司筹算冬账捐。”

［211］佚名.市长召国片商谈话：冬令救济义映新片［J］.戏世界，1947（12）.

［212］佚名.上海卅六年度冬令救济工作报告［M］.上海：［上海市图书馆藏书，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