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镜像明星：激发影迷的凝视

从影迷的生产语境和文化诉求来看，“影迷关乎的无外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影片本身即明星演员等的迷恋；一种是对电影艺术和银幕文化的热爱”。［185］影迷与电影和著名电影演员的关系，构成了他们整个文化活动的基础。影迷对电影的迷恋主要投注到他们喜爱或崇拜的著名电影演员身上。早在20世纪初，好莱坞就认为著名电影演员是最好的销售代理人。“电影几乎成为一架‘明星机器’，一部影片总是围绕一个或几个富有特殊魅力的明星们来加以建构和出售，然后再辅之以一些比如类型这样让观众能够迅速辨识的电影元素。”［186］影迷与著名电影演员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电影是他们之间的桥梁。最早由好莱坞首创的明星制，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吸引更多的观众，增加影片的商业利润。明星制的出现，使影迷与著名电影演员之间的关系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文化意义。“明星制培养出一种围绕着作为商品的明星打转的特殊的消费者，即通常所谓的影迷。”［187］

拉康一直认为，自我的完形是通过观看（Seeing）、通过镜像的“凝视”（Gaze）实现的。“观看的隐喻与机制之所以成为极为重要的谈论方式，完全是因为‘观看’带有本体论上‘自我’与‘他者’界限划分的意涵，无论就种族、社会或性别而言皆是如此。”［188］而“凝视”完成了他者（Other）和客体（Object）对自我的功能性建构。影迷与著名电影演员间的这种关系也同样体现了拉康的这种“凝视”理论，尤其能说明他们之间的那种想象性关系。“他（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镜子装置的基础上的，我们未尝不可把这个镜子装置同时看作是一个观看装置。”［189］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看装置”置换为电影，把其中的“镜像”置换为著名电影演员的话，那么，影迷在观看电影时，同样也是自我的一种完形建构，他们通过对著名电影演员的迷恋、模仿、认同来形塑自我。

战后上海的影迷，虽然不乏对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的迷恋，但更多的是迷恋外国著名电影演员。因为当时的中国著名电影演员无外乎给观众两种印象，一种是从大后方或香港颠沛流离重返上海的“离散艺人”，另一种则是在沦陷区曾为日伪服务的“文化汉奸”，因此在情感和文化认同上，难免会产生某种疏离。而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则一如既往地为他们传达一种时尚和流行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好莱坞电影传达出为人们所熟悉、亲切的规范和仪式，电影以及明星们已经构成了成千上万的非美国人日常生活经验和个人身份的重要部分。”［190］上海影迷再次通过对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的“凝视”，找到了那种久违的“生活经验”和摩登示范。无论把著名电影演员视为商品、文本，抑或是欲望客体，影迷把对他们的这种想象性认同转化为现实性认同，在好莱坞电影编织的各种梦境中，与著名电影演员建立各种关联。

著名电影演员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标准模型，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性格气质，都成了影迷模仿的对象。在外在形象上，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的衣着、头发、面相、行为举止乃至举手投足都会引起影迷的关注。为了跟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外在形象上更为接近，他们寻找各种途径加以学习。例如有关女子走路的姿势问题，当时就有杂志以好莱坞著名女电影演员狄安娜·宝萍（Deanna Durbin）为例，配以图片，如她下楼时、坐沙发时、工作时、闲坐时、步行时、阅读时的各种姿态，给中国影迷做了直观的示范。同时还传达了她姿态美训练的秘诀，就是从小学习舞蹈，因为“学会了舞蹈，使得身体的行动永远有一种韵律，她的样子自然就显得很华贵了”。另外，她还指出击剑、交际舞对姿态美也都有一定的帮助。［191］著名电影演员的这种“日常表演”，已经跳出了“文本表演”的范畴，拉近了与影迷的距离，更能体现一种情感上的亲近性。影迷也从这种学习和模仿中，提升了个人素质。除此之外，著名电影演员的各种化妆品广告、美发商品和服饰产品更是数不胜数，对影迷外在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影迷对好莱坞电影的想象性参与还体现在对著名电影演员性格气质的模仿上。银幕上的著名电影演员扮演者往往向观众们展现了一种教养良好、受人尊敬的习俗和礼仪。作为榜样，“他们代表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们向人建议并让人接受一种新的个性伦理：现代娱乐伦理”。这种“娱乐伦理”，不仅包含对现代个性的肯定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而且还推销了“一种存在哲学，一套爱情技巧，一种生活方式”。［192］尤其是对现代个性的肯定，在著名电影演员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迥异的性格气质。战后上海的好莱坞影迷，凭借自己的观影经验，也把当时的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在性格气质上归类区分。例如，按照著名女电影演员演技的特征，当时就有这种分类（早期的老杂志中对于外国人名不使用分隔号）［193］：

葛丽·嘉笙——贤淑 英格丽·褒曼——幽静

贝蒂·戴维斯——哀伤 金·泰娜——激动

安秀·丽丹——嗲气 蓓蒂·格拉宝——甜蜜

鲁西·布莱梅——秀丽 拉纳·杜娜——热情

琼·阿里生——娇态 伊凤·黛卡罗——倔强

丽泰·海华丝——妖艳 琼·芳登——悲情

梅尔·奥伯朗——诱惑 哈维兰——华贵

这种分类一方面体现了影迷对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的观察入微，一方面也从这些著名电影演员身上折射出了不同的处世观念。无论影迷对自己如何评价，著名电影演员往往展现他们日常性的一面，从萦绕在自己周围的光环中走出来，与影迷保持一种对等的关系进行交流互动。这其中既有像“狄安娜宝萍向中国观众贺年”［194］这样的举动，也有像戴维斯与影迷敞开心扉，大灌心灵鸡汤的例子。1945年，两次获奧斯卡影后的好莱坞女星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向全世界的影迷倾诉了自己的从影之路，“我愿意给你们证实两件事情，一、我们明星不过是平常的工作人员，二、我们意欲完成你们所命令的工作，比造就自己的名望更重要。换句话说，我们是你们的卑微的仆人。”［195］贝蒂之所以用这种口吻与影迷交谈，一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亲近和蔼（事实上，她是好莱坞最难相处的著名女电影演员之一），另一方面也在向影迷传达一种励志的信息。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1975年撰写的《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视为经典叙事性电影的理论基石。穆尔维通过对“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批评，指出了经典好莱坞叙事的核心乃是“作为奇观的女人”。但事实上，“叙事性电影迄今也继续包含着对男性身体的注视与男性人物之间的注视”。［196］战后上海的大量电影杂志中，单独介绍好莱坞男星的内容并不比女星少，如泰隆·鲍华（Tyrone Power）、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赖雷·派克斯（Larry Parks）、威廉·鲍威尔（William Powell）、弗雷·克茂莱（Fred MacMurray）、小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 Jr.）、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大卫·尼文（David Niven）、加利·格兰特（Cary Grant）、亨利·方达（Henry Fonda）、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维克多·迈丘（Victor Mature）、雷·史基尔顿（Red Skelton）、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加莱·古柏（Gary Cooper）、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等［197］，都出现在不同的电影杂志中。他们作为好莱坞当红的著名男电影演员，同样也为上海的影迷提供了一种“凝视”的对象。据战后美国两大著名的电影评估媒体“Exhibitor’s Poll”（《放映调查》）和Variety（《综艺》）统计，在1946—1949年最受观众欢迎的著名电影演员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都是男影星平·克劳斯贝，“事实上，几十年来，好莱坞一直有两个稳固的偏见：排名靠前的顶级明星永远被男星占据，女明星也往往要比她的男搭档年轻很多”。［198］促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著名男电影演员更能代表一种梦的实现和个人主义的英雄气概，为影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某种心理依据。

在约翰·菲斯克看来，作为一个“迷”，意味着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199］对于许多影迷来讲，对电影的过分狂热开启了他们的电影梦，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著名电影演员，参与电影的拍摄。这些影迷不仅以演员的标准训练自我，而且还经常托人介绍自己去拍电影。当时就有一位影迷在给电影经纪人的信中说：“真的！我是太爱电影了，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明星，憧憬着做电影明星的荣誉。我自信我是有几分天才的，并且也不是一个毫无修养的人，就是现在我还每天不断地研究着，并且拟了一张表可以看出我是多么用功地在训练自己！”训练表如表1［200］所示。

表1　影迷自我训练表

从这张详细的表格中，足可以看出这位影迷对电影的痴迷程度。而这种痴迷又往往与影迷本人的出身背景关系很大，从其言谈语气中可以看出，她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无疑与好莱坞等级化的个人主义运行模式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与爱森斯坦（Eisenstein）最初的一些苏维埃电影所创造的‘群众英雄’（劳苦大众才是历史的英雄）全然不同，在好莱坞电影业，明星制度（Star System）强化了这一个人主义的视角。”［201］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结构是一种典型的个人励志模式，无形中影响了影迷对梦想追求的简单化处理。用梦想做宣传，乐观主义和大团圆式的常规结构，为影迷营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世界，好莱坞电影带给影迷的永远是一种满足感。再加上著名电影演员时常心灵鸡汤式的思想灌输，用自己的成功哲学去鼓舞和激励他们，都刺激和加强了影迷想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欲望和信心。“假如你在这职业里要做一个领袖的人物，坚定你自己才能的信仰，抵抗那些或者要来的不如意，绝不间断的工作，将来有一天，机会会使你做成一个电影界的权威。”［202］(www.xing528.com)

虽然影迷与好莱坞电影之间一直保持着那种亲密互动，但这种个人化模式和崇美媚美的心理倾向与中国社会是剥离的，更与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背道而驰，致使许多好莱坞影迷成了主流社会批判的靶子。1949年大同公司制作的影片《影迷传》，就是时代转型后的一个典型影射。影片把好莱坞影迷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和训诫，揭露了好莱坞电影对他们的影响和“毒害”。

（原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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