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影像：中美电影关系的意识形态研究

对于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的研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电影的“主体性”建构。“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电影研究已经成为海内外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更是需要检视和反思中国电影、华语电影与跨国电影中的难题与问题，通过跟西方电影文化观念和欧美电影理论所构筑的话语权利进行对话与商讨，在全球化语境里重建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主体性。”［148］这种主体性研究，在很大层面上与电影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联性。在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把“卖国的‘中美商约’和美国影片的倾入”放在一起进行批判［149］，就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部“官修电影史”［150］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

当然，西方的电影史书写同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一些外国学者对早期中美电影的交往投以关注的目光，通过一种异质的视点，分析了某些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早在196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就出版了由美国学者陶乐赛·琼斯（Dorothy B. Jones）所著的《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151］一书。虽然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主要是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用的，但它无意中为我们梳理了1960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表现中国题材时所体现的典型特征。作者通过由大及小的结构方式，通过个案研究和翔实的史料分析，从“美国电影和世界市场”到“美国电影与亚洲市场”，进而论述到“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并详细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该书的编辑虽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客观上为研究早期中美电影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成了较早探讨中美电影交互方面的代表著作。

朱迪·希法（Jordi Xifra）的《公共关系视域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与纪录片电影的对话》一文，探讨了卡普拉这部重要作品在创作上对战争纪录电影的影响，以及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涉及的中国内容，并把此片视为当时国际军事关系的重要助推力量。［152］这些研究成果，把政治题材电影纳入了一种跨文化的视域之中，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维度中找到了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历史坐标，也为当下此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找到了一定的样本参照。电影史学家陈力（Jay Layda）的《电影：一份关于中国电影与电影观众的报告》［153］一书记录了1896—1967 年电影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详述了与电影有关的社会生活和人文风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学者里克·屈尔（Rick Jewell）指出，好莱坞电影“在叙事上依赖的仅仅是美国公众对外国文化和国民性的狭隘的成见”。［154］并通过分析派拉蒙和米高梅公司在表现中国人形象时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态度，揭示了电影创作和行政干预间的密切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早期电影与好莱坞的相互关系”方面探讨的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真正把两者放在特定视域下进行详细论述的专著，迄今为止，也只有秦喜清的《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155］一部。虽然她把“欧美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比照对象，但在实际论述中，涉及的文本主要还是美国电影，所以其核心内容是在探讨中国早期电影与美国电影的关系。该书把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划定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一种国际视野的史述方式，提出了“民族认同”的概念，并把它作为贯穿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主体性建构”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的统领下，该书突破了以往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孤立考察，用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了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电影的萌芽阶段，由于“欧美电影的放映给中国观众带来了民族认同焦虑”，因此，“如何从内在层面建构起中国电影的民族身份成为192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整体看来，该书在主题定位上迎合了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认同”这一热门话语，但在寻求民族身份的过程中，难免陷入了一种中/西、自我/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尴尬境地。该书较早地探讨了早期中国电影与欧美电影的关系问题，但在表述中却显出了一种明显的失衡状态，为了建构中国电影的“主体性”，欧美电影在这里只充当了中国电影话语言说的一种陪衬。对欧美电影的探讨，仅限于相关文本的分析和一些历史事件的综述，而对其在中国的发行、宣传，乃至与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等方面并没有做出探讨，但这些内容与“民族认同”这一主题却不无关系。仅从几个公司的案例分析来建构“民族认同”这一宏大主题，难免会显得势单力薄。但本书能跳出传统电影史以国别为划分的孤立写作模式，通过一种比较的方法重新认识早期中国电影史，实属难能可贵。

张江彩的博士论文《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156］，视野宽广、立论宏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一百多年来好莱坞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史。虽然这些论述视角特异，但最终又回到了秦喜清所追寻的那种“文化认同”和民族电影“主体性”这些中西文化比较时易于重复的立论观点上。叶宇的博士论文《1930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157］，以该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美国好莱坞类型片在中国的放映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因为1930年之后，随着新兴电影运动的勃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反帝反侵略的创作倾向，擅长展现歌舞升平和梦幻天堂内容的好莱坞电影便成了那些左翼文人的重点批判对象。当时“上海各大报的电影专刊，如《申报》《时报》《晨报》《大公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基本上都掌握在左翼手中，以一种有组织、有理论的方式，发起对美国电影的批评”。［158］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成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实行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电检会对外国影片的检查尤为严密，不时有美国影片被告知删减或禁演。“从1932年到1937年，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第一次遭遇如此明晰，而又如此大规模的抵抗。”［159］

此外，还有汪朝光的《建国初停映美国影片纪实》［160］、饶曙光与邵奇的《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运动：清除好莱坞电影》［161］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境遇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影评者对美国片的道德和政治批评，一方面是电影人实际上对美国片的艺术模仿。”［162］传统的中国电影史书写，常常给美国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打上“文化殖民”的标签，这不仅掩盖了它对中国电影的积极作用，也阻断了两国电影交往方面的正常对话。可以说，若没有美国电影，1950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在发展道路上可能要摸索更长的时间。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艺术层面，美国电影的影响意义深远。对早期中美电影关系的研究，既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干扰，也要摆脱“文化帝国主义”的纠缠，用更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国电影的“主体性”。

［148］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J］.文艺研究，2016（8）：83.

［149］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59.

［150］陈山.“重读”与“重写”——史学意识观照下的《中国电影发展史》［J］.当代电影，2012（10）：23-26.

［151］ ［美］陶乐赛·琼斯.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M］.邢祖文，刘宗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

［152］XIFRA J. Frank Capra’s Why We Fight and film documentary discourse in public relations［J］.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12（3）：40-45.(www.xing528.com)

［153］LAYDA J. 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M］. Cambridge：MIT Press，1972.

［154］［美］里克·屈尔.上海“手势”：好莱坞全球市场输出与“扭曲”的中国形象［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3-57.

［155］秦喜清.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156］张江彩.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157］叶宇.1930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D］.北京：北京大学，2008.

［158］汪朝光.泛政治化的观照——中国影评中的美国电影（1895—1949）［J］.美国研究，1996（2）：78-92+4-5.

［159］李道新.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独特处境及历史命运［J］.当代电影，2001（6）：85-88.

［160］汪朝光.建国初停映美国影片纪实［J］.世纪，2007（4）：4-8.

［161］饶曙光，邵奇.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运动：清除好莱坞电影［J］.当代电影，2006（5）：119-126.

［162］汪朝光.泛政治化的观照——中国影评中的美国电影（1895—1949）［J］.美国研究，1996（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