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艺术类型不同，电影艺术往往可以通过镜头，相对自由地把故事展现在更加宽广、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它打破了“人生小舞台”的限制，往往把关注的对象投向“社会”这个更加广阔的空间环境中。电影在展现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会不约而同地遵循一定的伦理性准则，继而上升为含有一定道德规范的社会伦理观念。科幻电影对“社会伦理”的想象体现在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展现剧中人物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完成对美与丑、善与恶、正与邪的道德评判。在华语科幻电影中，这种社会伦理的展现相当普遍，通过对故事的讲述完成创作者的某种道德评判。
社会伦理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在特定的社会里，就是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伦理关怀。社会伦理规劝人们要对社会负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因为中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道德浸淫，“家国思想”和“明道救世”的伦理情怀自然也体现在艺术创作中。所以在华语科幻电影中，这种社会伦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科学幻想的奇妙叙事，最终要完成的还是一种社会认同的伦理价值。科幻在这里只是叙事的外衣，里面真正包裹的还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社会情感观念和伦理意象。
影片《卫斯理传奇》（泰迪·罗宾导演，1987）通过追查龙珠的下落展开叙事。当我们发现龙珠是外星生物遗失在地球上的太空船启动器时，才确认了本片的科幻色彩。但影片关注的重心却不像常规科幻电影那样，大肆展现奇幻的星际世界和外星人神秘的生活方式，而是聚焦在与黑帮争夺龙珠的过程，通过揭开龙珠的谜团，表达了卫斯理匡扶正义的社会伦理情怀。此外，该片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色彩，尤其在影片结尾处，那艘外星飞船的形态设计得很像中国文化传说中“龙”的模样，这无疑增加了华语科幻影片的民族认同感。而在影片《铁甲无敌玛利亚》（钟志文导演，1988）、《黑猫》（冼杞然导演，1991）和《幻影特工》（马楚成导演，1998）中，社会伦理又体现了一种利用科学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稳定的特征。无论是机器人玛利亚，还是脑中被植入芯片的黑猫，抑或是接受潜意识训练的德高与松鼠，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的是与恐怖分子之间那种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带有一种明显的社会伦理价值评判的情怀。这些影片虽然带有美国影片中常见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救世情怀，但与美国影片不同的是，它们更注重一种复杂的伦理关系的铺陈。名为科幻，实则讲述一个个缠绵悱恻、爱恨交织的情感故事，只不过这些情感故事被编织在了特定的民族意象之中，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伦理价值。此外，也有部分影片，通过实验性的风格，表达了一种迥异于常的社会伦理观念。例如影片《错位》（黄建新导演，1986）就做出了一个反向思考，阐述了科学幻想的产物——机器人，不但不能解决主人公的现实问题，反而给他的生活带去了意想不到的混乱。《错位》将虚构想象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用一种寓言式的风格讽刺了某些社会现象，引人深思。(www.xing528.com)
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社会伦理有时会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与政治伦理纠缠在一起。“就政治伦理而言，它既有政治伦理的本质属性，同时又是一种社会道德，还具有社会道德的本质属性。”［131］尤其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文艺领域的特殊时期，社会伦理同样要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艺术评判，全国上下的文艺创作都要遵循这种道德模式。例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金山导演，1958），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作者描绘了一个畅想美好的未来社会：公社里利用太阳能研制出了一种新的果树培育法，可以使果树“万果长香，一年四季开花结果”；葡萄长得跟苹果一般大小，还可以治疗癌症；陈副院长驾驶太空船从天而降，和大家讨论了去火星的准备工作，因为月球上的问题早已掌握，所以要开发火星了。另外，影片中还展现了有声传真书信、可视电话等。这些作为科学幻想的产物，虽然是为了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但总体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对美好未来的设想和描绘，展现了人们热爱祖国的社会伦理情怀，为他们建设美好的家园增强了信心。而后来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张鸿眉导演，1980）可以说跟前者有很大的相似性。影片围绕保卫和争夺“高效激光科技成果”这个具有科幻色彩的中心事件展开，描绘了科学领域内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在歌颂华裔科学家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的同时，也揭露了一伙骗子窃取他人科学发明成果的卑劣行径。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脸谱化”特征，带有样板戏的明显印记。这无疑都说明了这些科幻题材的电影作品背后所负担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使命。社会伦理在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成了这一时期社会伦理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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